[中图分类号]I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1-0063-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22年的内外战争和分裂局面，给全国人民带来了 渴望已久的和平环境，也给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坦途。民间文学作 为一门人文学科，从1949年10月共和国建国起，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1 7年间，虽然也曾或多或少地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整 个60年代，在政治上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越来越烈，但总的看来，民间文学的理论 研究和学科建设还是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和进展。 一、民间文学理论的主导思潮 新中国的建立为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带 来了蓬勃的生机和难得的机遇。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双百”方针 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道路并不是笔直的。1956年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不久，很 快就被1957年早春的反右斗争所打断，“左”的气氛越来越浓，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也被 纳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总框架内。前进固然是前进了，却东摇西摆，左支右绌。 建国初期，郭沫若和周扬在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就发 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民间文艺事业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办法，他们热情地肯定和鼓吹搜集 研究民众自己的文艺，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和一种新的学科。[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 先例的，但毕竟还属于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般性观点，并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 民间文艺学内部的一些深层问题。钟敬文教授从香港来到北京，在被选为民研会的副理 事长之前，已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了一些观点，如1949年7月28日在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报》第13期上发表的《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19 50年3月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民间文艺论片断》，3月1日在《新建设》上发表 的《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等，以及《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2]，也都是比较偏重于从社会政治的或从社会学的层面上谈论民间文艺的价值、作用 。显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整个文艺工作也在创建时期，因而还不具备提出以 新观点和新方法建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时机和条件。 文化学术界的人员是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经历，当然也带来了不 同的观点。从延安来的文艺干部，多数原本都是轻视民间文艺的，受毛泽东的延安文艺 座谈会讲话的感染和教育，转而开始重视民间文艺了。但他们大致上是把民间文学和作 家文学等同对待，用思想内容的进步与落后、是否能为政治服务、艺术上是否典型、情 节结构是否合理、语言是否提精等等，来作为衡量民间文学的标准，没有看到更不可能 强调民间文学的特殊性。从国统区来的学者教授们，则比较熟悉西方民俗学的理论和方 法，他们把民间文艺当作民俗学的分支之一，通常是从社会、思维、宗教、民俗等角度 来看待民间文艺，却常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术来对待。同样都重视搜集和阐述民间文艺 ，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观点，却显出很大的差距。 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都在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学术研究不应有国界，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自己的学术。但由于历史的 局限，那时中国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苏联的确在社会科学许多领域里比我们高 明，但他们也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是时 代的潮流，苏联的理论和方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惟一理论体 系。《民间文学》发表过恩格斯青年时代写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3]和《爱尔兰歌 谣集序言札记》[4]，以及高尔基的《论民间文学》[5]、《论故事——<一千零一夜>俄 译本序言》[6]、《谈<文学小组纲要草案>》[7]等文章。《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 学》杂志从创刊之日起就不断发表余绳荪、王智量、曹葆华、连树声等翻译的苏联学者 的民间文学研究文章。最早翻译的是克拉耶夫斯基著《苏联口头文学概论》[8]和阿丝 塔霍娃著《苏联人民创作引论》。[9]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又编选出版了 《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10]。同时出版的还有：《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11]、《什 么是口头文学》[12]、《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13]等。那时，连老民俗宗教学家江绍 原先生，也沉浸在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和苏联民间文学理论之中。他发表 过《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的长文[14]，还出版过一本以“文种” 的笔名翻译的《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15]。其中就选译了苏联著名民间文艺学 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契切罗夫的《拉格朗男爵——反动民俗学的理论家》。由于主客观 条件的限制，当时我们所翻译和介绍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还多是些单篇文章或入门读 物，许多重要的理论专著并没有介绍过来。在一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的心目中，苏 联的理论就是这样的，其实苏联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界是有不同流派存在的，在主流之 外，就还存在着和发展着被西方学界称为“形式主义”的流派，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而更重要的是，对西方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成果，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 对其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自己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中。 对于这种“一边倒”的情况，钟敬文曾写道：“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学术，对我们的 新学术的建设有过很多影响。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微小的。可是，它可以证明在苏 联科学的引导下，我们能够怎样避免错误和比较快步前进。解放以来，我比较有机会学 习苏联学者和教育家们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优秀理论。凭着这种理论的启发和帮助，使 我能够抛弃了那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我能够解决那些有疑惑的问题，和重视那些原来不 大留意的课题。”[16]《民间文学》1957年11月号发表编辑部文章《认真深入学习苏联 先进经验为发展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而奋斗》，提出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我们必须坚 持的方针”。同期的《编后记》说：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是“直接在苏联的文学艺术 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经验的影响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苏联的理 论和影响，一方面推动了我们的学术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教条主义也给我们自己的 “左”倾思想推波助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