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3)01-0039-03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创作于1928年，小说连载几期后，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 大的反响。茅盾先生在《倪焕之》单行本出版后不久就写出了长篇评论文章，称赞叶圣 陶完成了一件“扛鼎”似的工作。《倪焕之》立足于大时代的社会动荡，聚焦于五四之 后新青年的情感教育问题，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上是划一时代的作品。 注重客观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作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倪焕之》的成功， 首先取决于作家对20世纪初叶中国几次大革命事件的准确的描写。辛亥革命是我国历史 上最大规模也是最后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二千 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但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和社会的阶级关系并没有发生 多少变化。上海光复了，“这一天，焕之放学回家，觉得与往日不同，仿佛有一股新鲜 强烈的力量袭进身体，遍布四肢百骸，急于要发散出来——要做一点事。”但是，事过 不久，他便又失望了，因为所谓革命成功，无非是城里挂了白旗，头上剪了辫子，“此 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倪焕之为此陷入了极其痛苦的困境，觉得当教员“好像 美丽贞洁的处女违心嫁给轻薄儿一般。”“人间的苦趣，冠冕的处罚，就是教师生活了 !什么时候脱离呢?什么时候脱离呢!”他开始感觉人生的悲哀，以致有一天竟萌生出跳 下池塘去死的念头。 辛亥革命虽是不彻底的，然而，“五四”运动应运而生，它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 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与此同时，西洋的学术思想一时成为新的时尚，西洋文学 很快风行起来。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像佳境胜景一样，引起许多青年研讨的兴趣。所有这 一切，都说明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到来了，“新潮”的起点，“运动”的中心是北京； 冲荡开来，散布开来，中部的成都、长沙、上海，南部的广州，也呈显浩荡的壮观，表 现活跃的力量。各地知识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顽强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牺 牲，务必达到万流归海的目的。他们要在“新潮”里头沐浴，要在“运动”中作亲身参 加的一员。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是“五卅”运动，紧接着又迎来了1927年的大革命。上海的市 民，“每一个都怀着准备飞跃的雄心，每一个都蓄着新发于硎的活力，只等那伟大戏剧 的开幕铃一响，就将一齐冲上舞台，用开创新纪录的精神活动起来。”这是《倪焕之》 的时代背景。 文学史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有强烈责任感和 使命感的现实主义作家，总会回过头来观察、剖析、研究这一变革过程，并且运用各自 擅长的艺术样式，力求客观公正地反映这一变革过程。法国经历王政复辟，巴尔扎克写 出了《人间喜剧》；俄国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农村宗法经济迅速崩溃，列 夫·托尔斯泰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我国唐朝遭受安史之乱，杜甫完成了“三吏 ”、“三别”……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指出：“如果站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 某些本质的方面来。”叶圣陶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创作的《倪焕之》真 实地叙写了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17年间，中国几次革命运动的弱点，全面地揭示 了这几次运动终于失败的社会、历史根源，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系列本质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倪焕之》是这一时期包括教育状况在内的整个中国社 会的一面镜子。 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成就主要体现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叶圣陶浓墨重彩地再现 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的社会风云，目的就是为了给众多人物的活动提供一个广 阔的舞台。叶圣陶在《倪焕之》中塑造了一批各具个性的人物，其中着墨最多的是贯穿 全书始终的主要人物倪焕之。在充满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典型环境中，倪焕之的 性格也时时充满着矛盾；随着时代潮流的不断激荡，他苦苦地探索着社会的真谛和人生 的意义。 倪焕之出生在一个职员的小康家庭，生活“并不优裕”，但“也不至怎样竭蹶”；他 读小学时接受的是旧式封建教育，“十岁开笔作文，常常得塾师的奖赞。”考上中学后 受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熏陶，使他如同“进了另一个又新鲜又广阔的世界”。辛亥革命 时他还是个在校学生，上海光复的消息曾使他激动不已，但随即出现的各种物象，又使 他失望并陷入了痛苦和悲哀之中。倪焕之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之初，事事不如意，后来受 到一位值得感佩的同事的影响，得到热心教育事业的校长蒋冰如的支持，曾一度精神激 昂，一步步进行着“理想学校”、“理想教育”的试验和追求，但历经几次挫折后，他 又产生了“伤颓的心情”。“五四”运动中，“他的身躯虽然在南方，他的心灵却飞驰 到北京。”听革命家王乐山讲“五四”灿烂的故事，他的心由温变热，完全接受了“要 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的主张，并马上离开乡镇学校和小家庭 ，来到了东方大都市上海。“五卅”惨案后，他表现异常积极，在暴风雨中发表演说， 高呼口号，鼓舞民众，但在大革命到来以后，他又因革命队伍中一些“图谋钻营，纯为 个己”的“很丑的现象”而感到幻灭。待到大革命失败，尤其是得知王乐山悲惨牺牲的 消息后，他更是堕入了失望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今后的希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完 全茫然。前途是一片浓重的云雾，谁知道往前走会碰到什么!”然而，作为一个不愿与 黑暗势力妥协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在病危的弥留之际，又渴望着黑暗尽头会有光明降 临，相信“将来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能够获得成功。他终于在这种深刻的思想矛 盾中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