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3-0109-06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叙事属于丁玲与萧红这对双子星座，那么，20世纪4 0年代则是苏青与张爱玲同辉共耀的时期。苏青的次女曾对人说过，“妈妈和张爱玲常 常交换着衣服穿”。虽然，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里的开篇中曾说：“苏青与我， 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但她还是表示过：“把我 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1](p.459)萧红的生命历程虽然曾经沧桑，但终究迎来了后人迟到的敬爱。张爱玲 的后半生同样寂寞，但毕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一个重要位置。曾经历过一个短 暂荣耀的苏青(冯允庄，1917—1982)自正当壮年就落幕以来，迄今仍不受文学史家们的 重视。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她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现代中国小说婚姻实录的佳作之一” [2](p.313)。1949年之后，才三十几岁的苏青开始退出文坛，1957年后，受“胡风事件 ”影响，刚满40岁的苏青已被列入辞退人员的名单，从此生活穷困潦倒。虽说怀抱着“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的想法，但苏青自称“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 但她69岁时就冷清孤寂地离开人世，不能不让理解她的读者们悲从心起。十几年后，出 版界借着当代人对女性写作的关注和对张爱玲小说的仰慕，而让作为“张爱玲的朋友” 的苏青的名字重新登场。虽说王安忆曾发出过“寻找苏青”的呼吁，认为“这城市能撑 持到现在，那灯说亮就亮，又是漫漫的一街，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这马路上赶 超先进的摩登，十年走完百年的路，也是靠苏青那心劲挺过来的”。但这呼吁最终还是 如空谷回音般飘散了。就像王安忆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说的：“她的被埋没，其实也在意 料之中，时代演变，旧的下场，新的上场。当年的声色，有多少偃旗息鼓，烟消云灭。 一个苏青，又有什么?”[3](pp.42-51) 然而，这不应就是苏青写作的历史命运。像许多现代中国女作家一样，苏青以自己失 败的婚姻换取到文学事业的成功这一经历本身，具有突出的女权主义意义。作为一名小 说家的苏青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在总共三部长篇中，帮助她建立起小说家名声的是两部 自传体《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除此之外的几篇短篇小说可以不提。以至于不 少人会同意：“苏青是个散文作家，写作小说在她似乎不过是偶然的兴会。”[4](p.48 3)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苏青写作的特点在于泼赖的率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 诸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以及“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她们只能爱着男人遗 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这样一些惊世骇俗之言。但如果说苏雪林的《棘心》 是小说体的自传，那么，这两个“十年”则就像作者自己所声明的那样：“不是自传， 只是自传体的小说。”[5](p.433)然而，这却是不能轻视的、具有独树一帜风格的小说 。正如苏青的朋友实斋当年强调的：“苏青决不是丁玲，也不是谢冰心”，“苏青是与 众不同的苏青”[6](p.482)。苏青眼里的自己是“有一种心直口快的坏脾气”的“乐于 平凡”的女人，写作时，“没有掩饰，没有夸张”。这些同样形成了她的叙事艺术的特 色所在，一言以蔽之：是以平实的手法写出针头线脑般的琐碎、平淡的世俗人生的健康 的丰富与热闹。在这种叙述里，浪漫的情调被蒸发得没有一丝踪影。所以，王安忆认为 ：“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 市民读者成全了她。”[3](p.42)苏青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她说过：两部小说“所叙述 的事根本是合乎周公之礼的，恋爱、结婚、养孩子都是一条直线的正常的人生道路，既 没有变态行为，更不敢描写秽亵”。并且承认“自己实在也并不怎么喜欢《结婚十年》 ”，因为“觉得这本书缺乏‘新’或‘深’的理想，更未能渲染出自己如火般热情来， 不够恨，也不够爱。家庭生活是琐碎的，这本书也显得有些琐碎起来了；假如勉强要替 它找寻出一些价值的话，那只有说平实的记录也可以反映出这个时代吧”。即使“老着 脸皮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也不过“觉得这里有些写景兼抒情的句子还不噜嗦”。 但艺术也如同生活，相对于许多当代女作家的虚张声势，苏青的这种低姿态常常会被 那些习惯于广告文化的读者误以为是底气不足。尤其是她还表示过：“我的文章做得不 好，我自己是知道的。这不好的原因，第一是生活经验太不丰富，第二是写作技术的低 劣。”[7](p.430)丁玲笔下的女人们都“喜欢恋爱”，萧红作品里的场景都属童年回忆 ，这些“常规化”的题材多少具有一种潜在的诗情画意。而苏青的题材是最为平庸乏味 的都市女市民生活。所以，曾与张爱玲结婚的胡兰成一语中的地指出：“苏青是一位有 活力的散文作家，但不是诗人。”[8](p.473)问题是只有当散文具有内在的“诗性”时 ，这才是有别于新闻报道的、具有真正艺术品格的文本。以此来看，苏青叙事的意义并 不仅仅在于“平实地反映时代”，而是如王安忆所说，在无聊中发现“有聊”，在无意 义中寻找意义。但应该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艺术难度。苏青笔下的 故事没有大悲大喜，只是“有些心酸，但却不能使人号啕大哭”的平常人生。王安忆认 为，苏青的成功在于“她到底还是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也就是说， 她善于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的局限，决不越界。这很有道理。苏青承认自己之所以“常写 男男女女的事情”，是“因为我所熟悉的也只有这一部分”。她还谈到，她是“带着十 二万分惋惜与同情之感来写完这篇《结婚十年》，希望普天下夫妇都能够互相迁就些， 可过的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看在孩子份上，别再像本文中男女这般不幸”[5](p.43 0)。这样的见地，真正是说了也等于没说的平庸之见。就像张爱玲批评的：“即使在她 (苏青)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1]但正是苏青的小 说叙述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对于一名小说家而言，最重要的素质并非深刻的思想与情 感，而是人生体验的真实与成熟。这并非意味着思想与情感不重要，而是说谁能拥有这 样的体验，谁就同时也拥有了诗性创作所需要的情感，以及经常被人们所忽略、看似平 常其实却并不简单的见识。 苏青的小说表明，源于浪漫精神的诗性创造并不是男欢女爱的同义词，其骨子里乃是 对世态炎凉的一份理解和对平凡人生的一种体贴。在此意义上，苏青的叙述与萧红异曲 同工。《结婚》的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出身乡绅大户人家的女大学生怀青，16岁时 遵循父母之命订了婚，后便辍学同门当户对的崇贤成婚。但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没有根基 。谁都没有成心拆散这场婚事，谁也都不是太过份的人，仅仅只是当事人双方由于年轻 与个性，以及男人不可避免的自我中心和女人多多少少的小姐脾气，使这对夫妻情谊耗 尽，缘分终结。回想起来，尽是些小小的怄气与摩擦，就像叙述者“我”所说的：“从 最早结婚之日算起，我们就是这样零零碎碎地磨伤了感情……十年的光阴呵!就是最美 丽的花朵也会褪掉颜色，一层层扬上人生的尘埃，灰黯了，陈旧了，渐渐失去以前的鲜 明与活力。”构成叙述焦点的也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女人头一回赚了稿费，幻想 着得到丈夫的夸奖，而“事实到后来则是他吃了我的叉烧与酒，脸上冷冰冰地，把那本 杂志往别处一丢看也不看”。比如女人想过一种富有生气的日子，但“吃过了早点，公 公便看报，婆婆吩咐佣人买小菜。小菜买来后，婆婆便在厨房内吩咐指挥，鲜肉该切丝 或剁酱，鱼该清炖抑红烧，什么都要她的主意”。比如女人想尽力改变一点自己，以便 让丈夫满意，结果却让自己没了热情，使事情前功尽弃：当男人试图与女人亲近时，女 人“木头似的没有感觉，只想起件毫无趣味而无关紧要的事，对他说道：‘我看厨房里 的一块抹布已经坏了，最好把房里用的一块较好的抹布拿下去，把你的洗脚毛巾移作房 间抹布用，再把我的手巾给你做洗脚布，我自己……’话未说完，他已经打个呵欠转身 朝里卧，大家弄得兴趣都索然了”。像这样一些事情，热衷于加入革命大叙事的丁玲们 自然不屑一顾，关爱普通人世的萧红也不会感兴趣。只有苏青津津有味地向我们叙述着 一切。虽偶有一点小小的讽刺，但并没有控诉，有的只是对人世的理解与体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