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瞿秋白夫妇的书信往来,是他们彼此间长期交往的重要方式。瞿秋白牺牲后,1 935年9月初,杨之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下,与陈云、陈潭秋、曾山等离开 党组织屡遭破坏,处境危险的上海前往苏联。据鲁迅日记记载,杨之华此后仍继续与鲁 迅保持着书信联系。而笔者有幸见到的鲁迅的一封亲笔信,正是鲁迅在这一时期中的19 36年7月17日写给“尹兄”(即杨之华)的一封回信。这也正是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的 ——“得文尹信,下午复”的这封回信。这是一封尚未被收录进《鲁迅全集》和《鲁迅 书信集》中的,因长期封存一直未被发现的鲁迅佚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尹兄: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 葛搭,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 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个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 热,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 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 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 ,真要逼死人。 大家都好的。茅先生很忙。海婴刁钻了起来,知道了铜板可以买东西,街头可以买零 食,这是进了幼稚园以后的成绩。 两个星期以前,有一条子叫我到一个旅馆里去取东西,托书店伙计取来时,是两本木 刻书,两件石器,并无别的了。这人大约就是那美国人。这些东西,都被我吞没,谢谢 !但M木刻书的定价,可谓贵矣。 秋的遗文,后经再商,终于决定先印翻译。早由我编好,第一本论文,约三十馀万字 ,已排好付印,不久可出。第二本为戏曲小说等,约二十五万字,则被排字者拖延,半 年未排到一半。其中以高尔基作品为多。译者早已死掉了,编者也几乎死掉了,作者也 已经死掉了,而区区一本书,在中国竟半年不能出版,真令人发恨(但论者一定倒说我 发脾气)。不过,无论如何,这两本,今年内是一定要印它出来的。 约一礼拜前,代发一函,内附照相三(?)张,不知已收到否?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 因为没力气看,这回一病之后,精力恐怕要大不如前了。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 。 俟后再谈。 迅上。 七月十七日 密斯陆好像失业了,不知其详。谢君书店已倒灶。茅先生家及老三家都如常。密斯许 也好的,但因我病,故较忙。 读过鲁迅的这封回信,首先使我们深深感到的是,鲁迅当时在情绪上的强烈波动。而 造成病中的鲁迅情绪波动如此之大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则是熟悉清楚的,即大 都是由来自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因素所致。具体来说,这主要是集中体现在当时产生了 分歧的若干方面,诸如解散左联,两个口号的争论等。究其主客观原因,又包含着白色 恐怖造成的沟通、交流不充分;彼此间的误解、隔阂;思想认识的不够;宗派问题;关 门主义等等。可以说各种分歧的产生、积累以至形成激化,正是这些原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当然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在这方面,就现有的史料看,从鲁迅当时的书信、文 章,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包括当时与鲁迅有不同观点的人士的文章和回忆中都能看得十 分清楚。特别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鲁迅的挚友,被誉为了解鲁迅后期思想的“通人”冯 雪峰(当时由中共中央从陕北苏区派驻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鲁迅在当时的 情况,有着较为完整的概括和分析。 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冯雪峰首先将鲁迅当时心情上所受到的影响,归纳为三个原 因:“第一,当时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尤其革命的文学工作者中间的某些不团结的 现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对他正确地解释过,最初 他确实是怀疑的;加以‘左联’的解散也不曾经过很好的讨论,到那时候他的感情也还 扭转不过来。第三,他的身体已经一天一天坏起来,他虽然顽强地不相信他会被病所征 服,可是病却暗暗地在威胁他。” 冯雪峰随后对此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分析:“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似乎比过去几年还 要复杂和混乱。所谓文艺界,我们一般当然是指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及 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作家们的文艺界而说的,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只有国民党政府的 书报检查机关以及一批特务和走狗在跳跃叫嚣,并没有什么文艺。但反动的卖国的政权 ,对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除施行高压手段之外,就还用这批特务和走狗进行恐吓、造 谣、挑拨离间等等的活动,以达到扰乱我们的文艺阵线的企图。而在这些特务与走狗的 活动中,比起恐吓、告密和直接的捕人来,还是利用小报和报纸副刊进行造谣、诽谤和 挑拨离间,更能产生破坏文艺界团结的一些作用的。况且敌人的特务和走狗中,有的冒 充为进步分子冒充得很像,有的又被误认作进步分子隐藏在进步文艺界里面,所以这些 混蛋的或明或暗的挑拨离间的活动,确实是那时候上海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的某些人事 纠纷和力量不集中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就是混乱的原因之一。此外,在革命和进步的文 艺界里面也存在着宗派主义。从1934年到1936年上半年之间,这种宗派主义还特别发展 ,表现得非常露骨和尖锐。总之,在1936年春天,敌人的压迫和破坏并没有比过去减少 ;而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内部,特别其中的原来属于“左联”的革命文学者内部的宗派 主义,却又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