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文学中的“鲁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中，当属“鲁迅研究界”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资料最 为齐全，持续的时间也最久。50年代以后，各所大学的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纷纷辟出 “鲁迅专柜”，供广大师生查阅和研究；开设了诸如“鲁迅研究”、“鲁迅思想研究” 、“鲁迅作品研究”的专题课与选修课。70年代，经上级部门决定，由鲁迅博物馆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作成立由著名学者李何林、唐弢和王瑶牵头的“鲁 迅研究室”，负责协调与指导全国的鲁迅研究工作(注：为此，有关方面特将李何林从 天津南开大学调动进京，将王瑶从北大借来。)。与此同时，创办了《鲁迅研究月刊》 、《鲁迅研究》等学术杂志。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半 壁江山”，各类浩如烟海的资料更是不可计数，目前全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专门研究鲁 迅的人据说有数百人之多。 五六十年代，成名于30年代后的左翼文学评论家和鲁迅的友人、学生、妻子、兄弟， 几乎全部卷入这一浩大工程(注：在这批人中，周作人是被许广平斥为“吃鲁迅饭”的 ，应属“另类”。)。这一时期，他们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也堪可观，计有：许杰的《 鲁迅小说讲话》(1951)、李霁野的《鲁迅精神》(1951)、徐懋庸的《鲁迅——伟大的思 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1951)、王士箐的《鲁迅》(1951)、冯雪峰的《鲁迅和他少年时 候的朋友》(1951)、刘雪苇的《鲁迅散论》(1951)、冯雪峰的《回忆鲁迅》(1952)、胡 风的《从源头到洪流》(1952)、王瑶的《鲁迅与中国文学》(1952)、周遐寿的《鲁迅的 故家》(1953)、周遐寿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19 53)、华岗的《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1953)、朱彤的《鲁迅作品的分析》(三卷本，19 53、1954)、巴人的《鲁迅的小说》(1956)、陈涌等《鲁迅作品论集》(1956)、王西彦 的《论阿Q的悲剧》(1957)、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唐弢的《鲁 迅在文学战线上》(1957)、川岛的《和鲁迅相处的日子》(1958)、许钦文的《<彷徨>分 析》、《<呐喊>分析》(1958)、王士箐的《鲁迅传》(1959)、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 (1961)、周振甫的《鲁迅诗歌注》(1962)等等。在新时代，有如此之多的人把罕见的热 情和精力投入到对一个作家的回忆与研究中，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一方面，它说明大 多数人确实是把鲁迅当做自己人生的导师、精神领袖来崇拜的，一旦国民党设置的禁区 被打破，而后来又把他树为文化界偶像，这种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崇拜之情便如山洪暴 发般地喷发而出；另一方面，也不乏有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肯定与褒扬“鲁迅精神”的心 理动机。解放后，凡是拥护文化政策者都被视为“进步”，而鲁迅既然被这一文化政策 看做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典型和榜样，那么，研究鲁迅自然就是政治上要求 进步的具体表现；最后一个方面，出于一种知识者天真的幻想，幼稚地以为意识形态体 制真的信奉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他在对旧文化批判中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许多研究 者显然是在心理层面上把鲁迅作为他们维护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精神最后一道无形的“屏 障”。另外，对鲁迅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演化为对个人痛苦与思想困惑的一种解 脱。 但显然，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论，是所有研究者共同的出发点，也是思想 的“底线”。而在这一先验的思想“框架”中，有三种学术表现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左 翼文学评论家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评价来割裂鲁迅思想与创作发展的完整过程的，他们 的研究工作因此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非学术的色彩；二是鲁迅的追随者虽然也肯定 了他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精神，以及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过程中的鲜明立场， 但又拒绝把它与“五四”精神和鲁迅本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加以联系；三是家人对鲁 迅正面形象的极力美化，对其性格气质及方方面面有意无意的遮蔽，这些“回忆”与“ 叙说”显然变成了鲁迅研究工作的一个无形的障碍。 陈涌一开始就把鲁迅思想定调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角色上。他指 出：“鲁迅的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遗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 分。鲁迅的文艺思想是战斗的，同时又是实事求是的，是在和各种敌对的文艺思想作斗 争、同时又是在解决中国文艺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并丰富起来的”(注：陈涌：《鲁 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见《人民文学》第四卷第6期，1951年11月1日。)，据 此，他反对把尼采思想纳入鲁迅早期思想的观点，认为即使有所沾染，主要是由于当时 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注：陈涌：《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见《人民 文学》第三卷第1期，1950年11月1日。)。陈涌将鲁迅前、后期思想人为割裂的做法， 令人奇怪地居然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热烈认同。阿英说：“鲁迅先生在他的全部作品里 ，也就是全部生命里，是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这……也就必然 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与共产党的战斗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注：阿英：《鲁迅先生的道路》，见《进步日报》1949年10月18日。)冯雪峰也说： “鲁迅先生领导着左联的那几年，他自己完全明白的：我们党在支持他，而他在我们党 的旗帜之下战斗。在这几年中，我所看见，鲁迅先生在思想和精神上和我们党的方向相 一致，简直达到了像一个很好的党员那样的地步。”(注：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 》，见《文艺报》第四卷第5期，1951年6月25日。)李何林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 同意鲁迅先生的前期思想是单纯的进化论思想，我认为除这种思想之外，还有无产阶级 思想即阶级论思想，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为他在无意中所掌握，所运用。”(注：李何 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收入《中国新文学研究》，《新建 设》杂志社，1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