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时空内，走向边缘化的诗神大面积失宠，日渐萎靡。可临近世纪末，她却仿佛像打了一针强心剂，活跃异常，行情看涨，牵引了众多受众的目光。是诗歌创作本身获得了质的飞跃和提升，还是被誉为诗国的读者又回归了喜爱诗歌的传统，或者是逐渐向理想境地位移的生活使诗歌拥有了更多存在的可能?回答是非也。世纪末诗歌突然升温恐怕与上述的一切都构不成必然关联，却和“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阵营论争等诗歌“事件”有着扯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干系，人们更多关心的不是诗歌发展品位等实质性的东西，而是谁和谁闹矛盾、谁和谁又“打仗”了的鸡零狗碎的小事 情，流于谈资化浮表化。这种“事件”大于“文本”的诗歌时代说起来总难免让人有些 悲哀。 一、“盘峰论剑”及其余波 1999年4月16至18日，由北京市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北京文学》杂志社和《诗探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平谷县的“盘峰宾馆”召开。按理，这个距“南宁会议”和朦胧诗首次发表二十周年之际、带有清理和象征意义的会议，应该开得祥和庄重；可出乎人们意料的却是它引爆了埋在一些诗人心中的“定时炸弹”，把诗坛衍化成唇枪舌剑、硝烟弥漫的战场。此后中国先锋诗歌版图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分天下，官司纠纷旷日连绵。 会上，论战营垒分明，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由西川、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臧棣、陈超、孙文波领衔，民间写作一方有于坚、伊沙、沈奇、杨克、徐江等大将披挂上阵。双方在诗歌现状、日常经验、话语资源、知识话语和诗学立场等问题上都各执一词，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中间虽然有一些批评家用心良苦地阐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的共同互补性，如陈仲义认为强调批判性立场、文本接近智性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强调 平民立场、文本接近口语的民间写作各有短长，前者强调原创和立足生活的原生态写真 ，但要警惕炮制口语，后者讲究品位但应防止完全走向学院书斋和西方的弱化，修辞至 上，语言艰涩；张清华认为知识分子的非体制性和民间的概念很接近，强调活力倾向消 解的民间写作和强调高度倾向解构的知识分子写作不是对立的，二者该优势互补。可惜 这种冷静客观而辩证的意见，被作为焦点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声浪所淹没 ，没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和足够重视。 在评估当下诗歌现状时民间写作阵营多有不满和批评。徐江说目前诗歌正在日益书斋 化，语言的原创性匮乏，远离了生活和读者；伊沙感叹有些诗人诗集像造密码，“不说 人话”；于坚断言诗歌已经衰落，但衰落的不是诗歌本身而是那些伪诗人，真正的好诗 在民间。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则不以为然，指认对方不该抽象地责难诗歌远离生活和现实 ，唐晓渡进而提出诗界总有不断变换面孔的新“权威”动不动就以“人民”和“生活” 的界说压制别人，究竟是谁赋予了他这种权力?陈超主张评价当下诗歌该从兼容并蓄的 标准出发，讲多元性，言外之意暗说民间写作阵营眼光过于狭窄。在诗学主张和写作立 场上双方的分歧更大。民间写作成员集中攻击以知识为依据、以翻译诗为写作资源的知 识分子写作的虚妄性，倡导和日常生活语境关联的原创的富有活力的口语创作。于坚信 守诗人应该关心大地、环境和日常生活、在母语的光耀下写作的观念，对那些脱离具体 现实去写巨型主题者和十年重复无新意的知识分子写作神话提出了质疑；沈奇非难知识 分子写作理论上的贵族化心态，文本让人“头晕”；伊沙和徐江认为诗歌在市场经济时 代不要死抱矜持不放，而应谋求生存之道，甚至可以走中型的“炒作”之路。面对民间 写作阵营的频频发难，知识分子写作成员仍然坚执地为自己写作的优越性辩护。王家新 从别人对他写“流亡诗”不够鲜活的批评说开去，追问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并列举 大量创作史实证明诗人没必要完全和时代一致，因为一切伟大的诗人不是由一致感而恰 恰是错位感所造就，在他看来那种写日常生活、讲究“炒作”的主张无疑将诗人降低到 了和“生活的美容师”一样的水准，充其量只是消费时代的弄臣；西渡高扬知识是人类 前进动力的认识，以为反对借鉴西方资源不过是强词夺理；孙文波谈到知识分子写作概 念是相对的，同属知识分子的李白和杜甫在知识系统里李白却更高一些，在全球化时代 资源共生已成趋势，任何写作者都无法回避西方的文化和精神资源[1]。“盘峰诗会” 中论争两翼对对方质疑发难和为自己辩护的反批评，把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矛盾 激发到了白热化程度，但基本上还是在学理层面进行，多数诗人的涵养有加使两个阵营 间还不时“友好”地说笑，气氛活跃。可是徐江那句“你们要手淫，也呆在自己家里， 为什么要跑到大街上呢?”的指责撒野、王家新的“《年鉴》是个阴谋，《算帐》要搞 运动”的无端上纲，唐晓渡对于坚与他交往中隐私性事件的当众“揭穿”，类似的连连 怪招也使双方风度锐减，大大迭份，贻笑大方同时令人惊讶尴尬不已：这还是诗人之举 吗? 1999年11月12至14日，《诗探索》编辑部又和《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在北京郊区的龙脉温泉宾馆主办了龙脉诗会，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出于“抗议”的集体“缺席”，使民间写作的诗人顿感失去对手的“无边的空虚”。会上虽然有孟繁华对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对立的“伪问题”的甄别，有吴思敬对90年代诗歌圣化、俗化两种倾向的精彩描述，有徐敬亚的诗人“冲动”感的呼唤和车前子、莫非等光头“另类写作者”的“特立独行”；但构成热点的依旧是盘峰论争的话题。在“反方不在场”的情境下，民间立场的诗人仍然继续审判驳难知识分子写作。于坚偏偏它写作靠知识而不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伊沙干脆挑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论争不是先锋诗歌内部的论争，因为和朦胧诗传统相去甚远的知识分子写作根本就不是先锋，他们所谓的叙事属于臆想的、做作的、古典主义的小儿科，既少细节发现，也不漂亮；沈浩波指出西川强调圣化超越追求思考深度，但思考沉不下去时就模糊不清，王家新的诗有“尖叫式的伪沉痛”， 多数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是技术主义者，他们的诗里找不到鲜活的日常生活场景；谢有 顺认为某些文学史将王家新列为专章是缺乏基本判断力的表现[2]。 盘峰诗会尤其是龙脉诗会后，好不容易从恶斗中退出来的诗人们，以为能安心地写诗作文了；可没想到一向好战的伊沙在盘峰诗会后马上炮制《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电传各地，于坚迅速发表《真相大白》，继续和先后在《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年选》、《文友》等书刊上发文的韩东、谢有顺、沈奇、沈浩波一道征讨知识分子写作。被“激怒”的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们于是也“礼尚往来”，自1999年起每年一本地连续出版《语言：形式的命名——中国诗歌评论》(1999年)、《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2000年)、《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2001年)和《激情与责任》(2002年)等著述，纷纷著文予以“还击”。而《诗探索》、《北京文学》、《南方文坛》、《南方周末》、《中国工商时报》、《文论报》、《诗参考》、《诗文本》、《葵》、《大家》、 《山花》、《广州文艺》、《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又推波助澜，为双方大摆擂台提供场 地。在这场师出无名的恶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真相”，似乎是哪一方都想把 握、恢复论争历史本质深层的最真实的东西；可是意气用事的对抗态度和扬己抑彼的立 场导致他们往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对方的攻讦上，偏离了事实本身；观点也大相径庭 ，势若南北两极。民间写作阵营认为盘峰论争中一个现象十分有趣，“这是一场诗人与 诗评家之间对比悬殊的交锋。与会的不少新潮批评家都站在‘知识分子’写作一边…… 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的不是批评家，而是一批没有批评家为之摇旗呐喊的诗人。批评 家们不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具体文本辩护，为诗歌辩护，而是在为他们的‘观点 ’辩护。知识分子诗人们也一样，不是为诗辩护，而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辩护”[3 ]；何小竹主编、杨黎、韩东、于坚、伊沙为编委的《1999 中国诗年选》是一束“真正 的民间精神之光”，其“选诗标准完全出自‘诗’本身，取消了那些来自文化、传统的 附加于诗歌之上混淆诗歌精神的其他标准”，“对于‘秩序’、‘权威’、‘辈分’等 的粉碎则显性地完成了其革命性意义”[4](PP.72-73)，至于知识分子写作则是“伪诗 歌”[5]；《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和《语言：形式的命名——中国诗歌评论》 是王家新、孙文波等买办诗人和假洋鬼子的“自我包装炒作”，是一场蓄意制造的阴谋 ；它们“盗用‘中国诗歌’或‘九十年代’这些宏大的概念，拼命把自己偏爱的存在着 明显弊病和缺陷的诗学主张夸大成整个十年以来现代诗发展的唯一成就，试图以一斑来 代替全豹”[6](p.76)。知识分子写作阵营认为于、伊、谢在谩骂知识分子时玩“能指 和所指”的游戏，他们把知识和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捆绑在一起，“说到底‘民间’立 场并不存在。与其说有个什么‘民间立场’，还不如说有个‘黑社会立场’”[7]；他 们使用的招数不过是扯起民间写作的大旗，想把知识分子写作灭掉，至少“把谁搅浑” ，抢占天才、原创造力的“高地”或者以政客手段做统一诗坛的“大梦”、以所谓诗歌 生长点的发现“意外地捞一笔”[8]……可见，《真相》(于坚)、《附庸风雅的时代》( 韩东)、《究竟是谁疯了》(伊沙)、《内在的诗歌真相》(谢有顺)、《致谢有顺君的公 开信》(唐晓渡)、《思考比谩骂更重要》(西川)、《也谈“真相”》(王家新)等“捣蛋 ”的文章，使本已十分剧烈的矛盾事态进一步深化、激化、恶化，使诗坛被拖入无止无 休的“战火”中无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