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未来上海的城市记忆中，想必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代。在这一时刻里，上海不仅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再度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且孜孜以求着自我身 份的建构。上海的城市身份建构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成了一个迫切而显要的问题，不仅 是因为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现代都市，至今不过百多年的历史，所积累的经验 不足，而且在于，其时的上海，正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转型时期。“空前”在于， 长期的封闭造成了城市在物质和“气质”上的匮乏，都市的经验和灵氛几近于湮没；“ 绝后”乃是，从“大上海沉没”到重新进行结构性调整，虽然向“国际化大都市”攀升 的目标已定，而其间的“缺口”与引发的“震荡”却不谓不大，“兴奋”的同时，迷茫 和焦灼也不请自来，正在为之努力和付出代价的未来是怎样的?上海这张昔日的旧船票 还能否赶上时代的新航班?都是未知的“后事”，认同的问题因此凸现出来。按照心理 学的说法，“认同”就是解决“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是对 自我“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注：爱理里克逊(美国心理学家)：《认同——青年与 危机》序言，转引自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98年版。)的清晰的主观意识，是必需的自我和社会心理统一的能力——20世纪90 年代的上海，是怎样实现或寻求这种“统一”的呢? 班纳迪克·安德森说，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未曾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构建出来(注：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壑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哈贝马斯也曾认为，18世纪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的发展，而文学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一时期被看作是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时，全社会正“忙于全面的构建——从民族国家……到文学市场和商品文化，到交通要道和现代主体”(注：转引自黄梅《十八世纪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9日。)。某种意义而言，这也为认识“文学上海”提供了一个角度。 (一) 90年代描写上海的文学大都不是从“当下”写起，而是“时光倒流”式的追念。对某一段消失的历史中繁华景象的追寻占据大部分篇幅： 这个长故事要从旧上海开始说起。繁华如星河灿烂的上海，迷沉如鸦片香的上海，被太平洋战争的滚滚烈焰逼进着的上海，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海。那个乱世中的上海，到了现在人的心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意义，抱着英雄梦，想象自己一生的人，在那里面看到了壮怀激烈的革命；生活化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盛宣怀华丽的大客厅和阳光灿烂的大浴室；向往西方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美国丝袜，法国香水，外国学堂，俄国芭蕾舞；就是街头小混混，也在里面找到了黄金荣桂子飘香的中国式大园子…… 一个新音乐制作人，曾在淮海路街口摇着他那一头长发说“上海的三十年代好啊，那时候，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去做。 ……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就是开始在如今是如此时髦的年代里。 这是陈丹燕《张可女士》(注：见《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的开头，她意图通过这样的表述显示人物所具的历史感，以及作品本身对当今“如此时髦的年代”的疏离。而《上海的风花雪月》从“上海法国城”一路追溯到“1931’S咖啡馆”、外滩的三轮车、张爱玲的公寓，几乎“囊括”和“复活”了如今正变得时髦的年代的一切“有意味”的“内容”。事实上，在有关老上海的怀旧中，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三部曲”并非始作俑者，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即已出版了素素的《前世今生》，这本小书某种程度上开了以文学的方式重写“上海繁华”的先河，而《上海的风花雪月》却是最具“时代”效应的。出版方曾将它的畅销归结为“幽雅的外表，略带感伤、怀旧的内容和轻松流畅的笔调”，而对于陈丹燕来说，或许并非仅是出于“时髦”，而确有某种“生命感”的投入。她曾多次说到“断裂”和“匮乏”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在最近出版的《木已成舟》中，她这样表达：“在我成长的时代，中国的门和窗全都被关死”，“有时候我想，就是因为我这样长大，才会……如此热衷吧”，说的是如何把漫长岁月中接触到的有关欧洲的碎片，“一点一点修补成了精神的故乡”(注：见《木已成舟》序言，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版。)，移来说明她对昔日上海的热情也同样是合适的。作为城市的“外来户”(注：陈丹燕曾说：“我住在上海。但我们家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的移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只有朋友，没有亲戚。所以我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上海本地人，我对上海的了解比本地人了解的要少。上海的家庭之间的来往是非常平淡和客气的方式，不像北方，像我这种家庭的孩子是不能完全进入上海 本地人的生活方式的”。《以旅游者角度接近上海本质》，《城市画报》2001年12月26 日。)，陈丹燕对上海曾有着双重的匮乏感，一是她“荒凉”的青春岁月也正是上海处 于封闭的年代，二是因为“外来”的“革命家庭”，虽然作为城市的“征服者”，却不 能不感到和既定“社区”的隔膜。杨东平曾比较“大军入城”的不同，进入北京的军队 干部或其他新移民大都以“大院”为聚集地，而上海的南下干部则分散在传统的居民社 区里(注：见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4页。)。南下上海的 干部分散地进入的社区，大都是有着昔日繁华感痕迹的“优雅”社区。在这样的区域里 ，“本土”与“外来”、不同阶层、文化乃至阶级间的“较量”往往表现得复杂而暧昧 。“外来”的“革命者”无疑有着政治乃至物质上的优势，而“既定的社区”似乎也秉 持有一份“与身俱来”的“优越”。“悠久”的历史、“繁华”的底蕴，虽并不形成与 外来的“对抗”，却足以构成“距离”，给初来乍到者以“文化之根悬浮”的压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