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当代”，指的是20世纪的50—70年代；文章讨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文学经典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文学作品等级价值的评定，评定所依据的标准，评定的制度和程序，以及和“经典”问题相连的文化冲突等。 近100多年来，现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征象之一，就是大规模的“价值重估”，出现“经典”(文学经典是其重要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大规模重评的现象。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 得了新的动力。”(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 996年，第45—47页。)这一描述应该说是能够成立的。在这些年份中，1949、1966和19 78，在目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称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它们可以看作 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左翼”政治、文学派别试图建立 一种以阶级属性作为基本表征的新的文学形态；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就是这种努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讨论这个时期的文学经典重评，会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里将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线索。它们主要是：一、文学经典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制度；二、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三、经典确立的标准(“成规”)，和重评遇到的难题。 一 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经典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但是，像50—70年代的中国那样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在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在社会生活、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意义，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维护或危害的作用，被强调到极端的高度。基于这样的理解，当代对经典审定十分重视，有时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自然，现代社会已不可能出现那种审定、确立经典的专门机构，也不可能制定一份有关经典的确定的目录。在1949年以前，经典秩序的形成，分散在学术部门、出版、报刊和政府相关机构中进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情况得到延续，但“分散”的状态受到控制，出现了事实上的统一的审定机构。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的权力中心。它对文学经典的审定，主要是确定不同文类、不同作家作品的价值等级，建构等级排列的基本“秩序”，并监督、维护这一秩序，使其不被侵犯，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具体作品性质的认定，以不同方式加以干预。(注：毛泽东在50年代初干预了胡适、俞平伯等对《红楼梦》的阐释；50年代末，在当时被树立为“诗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诗人李季的艺术成就受到质疑时，冯牧等撰文加以制止，而当有的报刊(上海《新民晚报》)在“大跃进”中刊出《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文章后，《文艺报》立刻做出反应，刊出主编张光年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的头条文章，以阻止全面颠覆经典的思潮的蔓延。) 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在50—70年代，同样借助各种机构(学校、文学研究机构、出版社、报刊等)，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方式之一是，建立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作用是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大学文科教学中，对一种规范的文学理论的重视程度，相信另外时间从未有过。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之后，《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获得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第二，文学书籍出版上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 确定，(注：在五六十年代，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经典”性程度是有区别的， 如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较高级别，而作家出版社则主要出版未经“经典化”鉴别、 还难以确定的作品。)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因为这一时期 ，出版社为国家所控制，在出版选题上，将会制定总体上符合所确立的经典秩序的计划 。图书市场上的利润因素也会得到考虑，但这一切都在不得动摇这一秩序的前提下进行 。如果将40和50年代作比较，在外国文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都可 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如50年代被作为中国文学“范本”(注：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中说，中国文学应“向先进的苏联文学学习”，“许多优 秀苏联作家作品，……是我们学习的最好范本”。见《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的 苏联现代作家作品，出版上取得优先的地位，而西方20世纪的现代作家作品，则受到十 分严格的控制、筛选。40年代已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 ·S·艾略特等的作品，50年代以后不再刊行。这是对可能会动摇经典秩序的“非经典 ”作品的封锁。有的“封锁”并非针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依据标准，某一作家的作 品会被分别对待。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例，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 》、《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便不再印行。这种对某些敏感的“非经典”的 “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的方法。 第三，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这包括对经典确立标准的阐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 读者阅读习惯的直接“矫正”、引导。后者如丁玲对喜欢巴金、张恨水，而不喜欢解放 区小说的读者的批评、劝导，(注：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 与工农兵文艺》，《文艺报》2卷11期，1950年8月25日。)冯至关于如何看待欧洲表现 人道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古典作品的论述。(注：参见《略论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里的人道 主义和个人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这种直接引导，也常以“读者讨 论”的方式展开。50年代“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注：1951 年底在《文艺报》上进行。见《文艺报》第5卷第2期，1951年11月10日。)对巴金《灭 亡》、《家》等的讨论，对《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讨论，(注：这些讨 论，见1958—1959年的《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都是如此。6 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过去的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 作，也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的这一目的。(注：文革前的60年代，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一般都有由译者或相关学者撰写的前言， 讲解该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题思想，及它的“积极意义”和“时代局限”等， 以引导、规范读者的接受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