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3)02-0028-04 一 在《北游及其他》完成的12年后，冯至在昆明一个林场茅屋里创作了27首十四行的变体诗，这些诗后来被冯至结集成他的第三本诗集——《十四行集》。在这本诗集里，冯至已经隐蔽了青年时代的忧郁和愁思而有了“中年人”的沉稳和对人生与现实一种冷静的哲理的沉思。冯至曾经借用席勒的两个术语native和sentimetalische来说明诗人“与自然混为一体”和“寻求那已失却的自然”[1]两种状况，流露出诗人对现代诗歌与自然相分离的怅憾。冯至在《十四行集》中通过对自然的亲近来表达对生命的静观，恰恰暗示了他为弥补这种怅憾而作出的新的艺术探索。 在这本薄薄的诗集里，诗人显示了中国现代白话诗歌对传统中诗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 新阐释的努力，也为诗人与自然在现代诗歌中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链接方式。在这 里，我不打算用“现代性”来概括它对传统的创变，因为“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就有一 种语义上的模糊性，所以我更愿将它视为传统诗歌中的自然在现代白话诗歌里文学性质 和哲学含义的一种变迁。在传统诗歌里，自然虽然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出现，但更重要 的是它体现了诗人的人生观，彰显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诗人在现实中的困惑和 矛盾随着诗歌的审美意境的创造而诗化，像陶渊明的山水诗就体现了这种思想，陶渊明 很注重在诗中体现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这种处理自然的方式和传统诗歌的抒情 方式在现代白话诗中得到强有力的延续，在徐志摩、卞之琳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见 到这一延续。但是在《十四行集》中，冯至却在延续传统对自然的一种亲合力的基础上 对传统进行了创新。诗人摆脱了传统诗歌中自然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和道家思想 的关系而皈依到对自然的“原始情感”，这使自然背后的思想资源产生了与传统不同的 思想背景。在这里自然是诗人之“思”展开的平面，与自然相对应的不再是传统的“天 人合一”的思想，而是一种对生命中困惑和矛盾的体验。能够使这种困惑和矛盾得到缓 解的方式，不再是传统诗人在自然中对内心感受的诗化，而是以对生命的沉思使生命中 的困惑和矛盾得到缓解。比如，诗人在暴见雨中的体验：“……我们紧紧抱住，/好像 自身也不能自主。/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又把一切淋入泥土，只剩下这点微 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2](P236)“自身也不能自主”似乎是作者对生命 中的矛盾瞬间的模糊的体验，但诗人并没有进一步表现过多的矛盾与困惑。他只是在其 中透露出一点诗意——“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诗人诗意 的实现，不是通过在自然中的自适而是通过一种“思”的体现来获得生命的“暂住”。 在《十四行集》里，冯至对生命沉思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对自然与人的关联的发现来完成的。诗人在对这种关系不同角度的观照中，得到了对生命不同的富有灵性的感悟。在《十四行集》第18首中诗人写道：“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2](P233)。在第17首中诗人写道：“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2](P232)诗人在原野、林间小路与生命不同关联的开掘中有了不同的对生命的体验，这些思想就像“一片泛滥无形的水”[2](P242)，显示出作者生命体验的“瞬时 性”。冯至在自然与人关联的展开的过程中实现了诗与思的结合，使《十四行集》富有灵性的感悟与诗的审美特征相融合。在诗集的第16首里诗人写道：“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2](P231)诗人通过这样丰富的联想突出诗人在自然中的主体性，使对自然的处理不同于传统诗歌中意境创造的方法，从而摆脱了一种静止的审美状态，展示出一种情感与“思”的流动性。 1942年秋天，冯至在散文集《山水》的跋语中写道：“我是怎样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带有原始气氛的树林只有樵夫和猎人所攀登的山坡，船渐渐远了剩下的一片湖水，这里，自然才在我们面前矗立起来，我们同时也会感到我们应该怎样生长。”这是冯至将横跨12年之久(1930—1942)所写的十篇散文结集的说明。这段说明无疑可以同样使用在《十四行集》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在散文、诗歌两种不同文体中，反映了他对表达无名自然与诗人体验关系的努力。在散文中冯至有更多的题材选择的余地和语言来阐释这种自然与人的关系，所以无论是从散文集中部分篇章的创作实践上，还是从结集意愿上来看，《山水》都是对《十四行集》创作思想的一种丰富的延续。 自然，在《十四行集》中文学性质和哲学含义的变迁，应该得益于冯至在1930年代对里尔克和晚年歌德在思想上所产生的共鸣。冯至曾经说过他是将他们的作品当作“生活的教科书”看待的，这使冯至能够站在一个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语境中留下一些对自然“感谢的纪念”，并且显现出思想上的现代进程和审美变迁，它后来还影响了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诗人。他们进一步地促使了中国现代白话诗歌在审美和思想上与传统的双向分离。另外，在《十四行集》中似乎还包藏着这样一个隐含的矛盾，冯至一方面要保持用里尔克、歌德式的哲思去思考，但是另一方面当他用这种方式去流露出对现实的思考时，又表现了一种不协调。这倒不是冯至在哲学思想上的不协调，他能够将里尔克、歌德——两个极少相似的思想——整合到一体就说明他已经寻找到平衡两种哲学思想的方式。这里的不协调是指冯至在整合哲学与现实时在艺术上所产生的困境。在用里尔克的生命哲学、歌德的蜕变论，或者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去表达自我的沉思时，冯至还可以显示出艺术上的自信，但是他内心里对现实的苦难的关注使他无法再安静地用这种沉思的方法去表达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同时他觉得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去开掘“诗料”是困难的，而写不出像《北游》那种对现实敏锐与娴熟的把握的诗了。这样就促使冯至在艺术上对融合哲思与现实作出新的探索。冯至这种新的艺术探索在他的另一部杰 作——历史小说《伍子胥——从城父到吴市》(1942—1943)中开始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