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3)02-0015-04 一 读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后，笔者颇有些感想。本文仅就其中延安文化方面的某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文中将毛泽东置于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的人际关系中去，认为“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确：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 天和王明、博古。”[1](P314)还有什么“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着一股与正在形 成的新政权想对立的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 不听话，不尊重领导。”[1](P338) 高华先生认为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P346)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1](P351)高华先生认为“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1](P352) 笔者认为高华先生的这段论述，没有将毛泽东作为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要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在制定延安时期文化政策的过程及发表讲话的目的，一定要将毛泽东的行为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当时，全国正处在战争环境，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迫切需要的是能够激发爱国热情的文艺作品。陕甘宁边区又地处经济不发达的陕北，是个农村，毛泽东工作的对象是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士兵。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也十分落后，农民大多数不识字，士兵们也是如此。毛泽东提倡大众文化不是没有原因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种观点符合延安的实际情况。抗日战争的胜利，靠的实际就是这些农民，抗日战争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农民们需要的文化不是阳春白雪，而是确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文艺作品。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并且对毛泽东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比较熟悉的胡乔木和丁玲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胡乔木同志认为“我想应该把毛主席写的东西，什么东西是什么时代环境、什么历史条件下写的，搞清楚。这样来研究毛主席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是需要的。”[2](P61-62)首先是环境问题，“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特别是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2](P61)“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毛主席很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他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2](P60)成立于1938年的鲁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曾开过世界现实主义作家及名著选读等课程。曾经演出过果戈理等的剧目。农民以及农民出身的战士是否能够看得懂、听得懂这些作品，确实让人深思。 丁玲在她的自传中将毛泽东置于一个政治家的位置，对毛主席的评价极为客观，“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较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自然，凡是能流传下来的艺术精品都会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但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很自然的要把一切事务、一切工作都纳入革命的政治轨道。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他一定会提倡一些什么，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但他必须提倡它。”[3](P226) 毛泽东也不是像高华先生书中所描绘的心胸狭窄的人，他所考虑的事情很多。政治上要抗日、与国民党周旋和巩固政权，经济上还必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还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哪一样照顾不到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国民党就会趁机攻击解放区政权，直接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 任何一个政党在有了稳定的统治区域、政权稳定后，都要进行文化上的整肃工作，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对文艺界出现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解决，即使文艺界不出现问题，毛泽东也一直在延安进行着大众化的文艺运动的实践，只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还没有一个文艺政策。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和瞿秋白就进行了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运动。在延安，毛泽东早就与张闻天、博古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当延安文艺界出现了问题之后，思想很紊乱，不团结现象日见增多，毛泽东更加感到我党需要有一个适应形势发展的正确的文艺政策，稳定人心，以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脱离了这些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单纯理解为形成“毛氏‘党文化观’”和加强个人权力，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