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长篇《白豆》，是因为它充溢着新疆特有的田野气息和野性之美。一向出言谨慎的《当代》编者，竟称它为“西部经典”。话是这样说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刊登之前，全编辑部的男女老少传看且都叫好，已很难得；而这部把编辑部男女老少感动得刻骨铭心的西部经典，竟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就更难得了。”读完以后，觉得这并非妄说。诚然，《白豆》的故事框架不算新鲜，它甚至是某种古老模式的重现，但在这个框架中，却蕴藏着许多令人震颤的东西。它像一首悲怆而忧愤的长歌，卷过大漠戈壁，在读者心坎上久久回旋。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人们大约不会忘记白豆这个女人了。她是再平凡不过的女人，谈不上什么惊人的豪举，但作为一个鲜活的生灵，她的命运、心思和行为，却别有一番韵味。她像巨石下的一棵青草，或者像一茎质朴的豆花，惟其承受着重压，永不低头，便益发显现出泼旺的生命。像白豆这样的女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她是人性的证明。在这部并不刻意迎合什么的小说中，作者完全忠诚于自然和生活，他只是写他看到的和领悟到的，然而奇迹出现了，它格外饱满地展现着人的魅力。若问《白豆》动人的奥秘何在，一言以蔽之曰靠“人”——人的本色，人的心曲，人的尊严，人的残酷，人的美好。毫无疑问，《白豆》是描绘西部边陲农垦兵团生存状态和人之不屈不挠的优秀之作。 不过，说它出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又不全对。作者董立勃并不是完全不见经传。八十年代初他的一些作品就因其风格的特异，引起新疆本土文学界的注意。当年，我作为《文艺报》第一个踏进新疆的记者，见过他，并且读过他的一些原稿，甚为激赏。我一直认为，他是那种有可能出大作品的人，然而他却一直蛰伏着。现在《白豆》终于来了，尽管来得有点晚，还是让人惊喜。此乃大器晚成也。 读《白豆》，感到惊讶的是，它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简单极了，像一个短篇那样简单。对长篇小说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还没见过用这么简单的故事写长篇的。而故事本身，所谓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纠缠，又似乎是某种通俗模式的翻版。从山东来农场的女孩白豆长成大姑娘了，她没有外在的炫目，却有内在的丰盈。车把式老杨和打铁的胡铁几乎同时看上她了。老杨机灵，活络，先提亲，白豆就先归了老杨；但会耍刀子的硬汉胡铁不甘心，他在老杨面前故意摆弄刀子，把老杨给吓住了，使之悄然引退，白豆于是又归了胡铁。这一切都是经人撮合，口头许诺，叫订婚，尚无实质内容。不意，刚死了老婆的马营长忽然看上了白豆。前两位农工当然皆非马营长的对手，于是白豆又归了马营长。白豆眼看就要嫁马营长了。对农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对只图个温饱的单纯的白豆来说，嫁谁不是嫁啊。然而，祸从天降，白豆被一蒙面人在玉米地 里夺去了贞操。现场还遗落了胡铁匠的刀子。罪犯似乎只能是老胡了。此前他还找马营 长叫板来着，那简直无异于“耗子舔猫鼻梁”。于是胡铁蹲了大狱。破了身子的白豆身 价一落千丈，马营长还怎么能要她呢，她遭人唾弃，后来勉强被老杨娶走了。一日，老 杨得意忘形，酒后吐真言，说他就是那个蒙面人。这一点被证实后，白豆开始了复仇， 老杨狡诈地抵赖着。白豆与从监狱中逃出的胡铁终于以野合的方式抗争了，直至胡铁以 挟持人质的极端方式洗刷自己。结尾，洗刷了自己的胡铁并未花好月圆，反倒闹了个生 死不明，恐怕不在人世的可能更大，而白豆还在抚育遗孤并痴情地等待着——这不是再 简单不过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吗?三根枝杈托起了一朵怒放的野花。 然而，你是决不会感到简单和寡趣的。你会感到它是最单纯与最复杂的融合，让人想到克莱夫·贝尔著名的“简化”理论——“有意味的形式”。按照贝尔的观点，所谓形式，是指作品各个部分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只向具有审美力的人展开；所谓意味，是指一种极为特殊的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只有超越普通喜怒哀乐之情的审美者才能领悟。贝尔认为，只有“简化”才能把有意味的东西从大量无意味的东西中抽取出来。他反对左拉式的面面俱到的再现和写实，强调形式感，色彩感和三度空间。倘若不是故弄玄虚，简化其实就是一种抽象化和象征化的过程。在事物的关系上的尽可能地以简代繁，在意味上则尽可能的以繁代简。这里我引述贝尔，决不是牵强附会。《白豆》的情境确乎相近。我们不妨这样看：白豆是真善美集于一身的美神；胡铁是正义的化身；杨玉顺是邪恶的化身，工于心计，像伊阿古式的阴险之徒；马营长则是虚荣的或者刚愎自用者的化身；而高高在上的兵团首长老罗，当属权力的冰冷象征了。 在这里，人物被作了类型化、符号化处理。“类型化”在这里决非贬义词，而是为了增大涵盖力的抽象过程。问题在于，在这最简单的结构和舍弃了大量过程化背景化交代的如同民间剪纸的描写中，我们并不觉其单薄，反觉有一种野性的张力在扩展。何耶?因为他们之间那貌似简单的冲突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潜能，每个人都充满了自我冲突，这些冲突不是以政治的道德的层面出现，而是以复杂的人性化的层面出现。胡铁冤深似海，衔冤莫白，若等待法庭洗刷是等不到的，若要铤而走险自我取证，那又是触犯刑法的，于是他在两难和悖论中煎熬。他终于像一把利剑终于冲天而出。车老板杨玉顺怯懦又阴险，这个“真搞了白豆的人，什么事也没有，反把白豆娶进屋子，天天搞白豆”。黑白颠倒，宁有是哉?但他还是不安的，良知会跑出来折磨他，若要他自首则无可 能，他于是选择离婚以苟且偷生。马营长是个半路打劫者，却偏要装出公正的模样自欺 欺人，白豆被强奸，他并不怎么恼怒，因为他总算找到了一个逃避自我的借口。那位高 官老罗呢，也不平静，他何尝不知道衔冤者的痛苦?但他已异化成为一架机器了，严禁 一丝一毫的真实情感外泄。万人屏声敛息等待他的“宣判”，这宣判“公正”极了，却 也冷酷极了。这样的一些各怀强烈欲望和隐秘动机的人全行动起来，自然会形成一种强 大的合力，一种畸形的生活逻辑的力量。 应该注意到，白豆这个女人，已逸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而带有明显的“农垦兵团特性”。她与我们熟知的祥林嫂式的人物相异。她身上逆来顺受的东西自然也有，但骨子里却有了一种反抗性，不妥协性。这是因为，她已离开了 传统的宗法文化环境，在一种“革命文化”的氛围中长大，她所生存的群体，既非都市 ，也非乡土、家族，于是她有别于一般乡土女性。她重视贞操，这是原有的农村生活培 育起来的观念，但她在被伤害被挤压的境遇下，懂得抗争，把自由、尊严、诚信，看得 比贞操更要紧，这就不能不归结到兵团的环境上了。兵营式的生存无疑具有两面性。迷 信或者反抗，白豆被逼无奈，选择了后者。这个“从天刚亮开始弯腰到天黑透了才能直 腰，三顿饭全在地里吃，吃的是苞谷发糕和水煮萝卜”的女人，起先给人的感觉是个不 觉悟的女性，像个物件似的被人抛来抛去，自己也拿自己不当回事。除了一具活力四射 的青春肢体，好像内心空洞无物。然而，她决非没有主见，也决非没有爱憎。当她发现 下野地有杨玉顺这样奸诈的懦夫，有胡铁这样真正的男人汉，她便不顾既有的一切，不 顾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疯狂地爱上“劳改犯”了。她无畏的探监，狂放的野合，蔑视 一切虚伪的律条。所以，这个如芥豆之微的女人，同时是个“让你一辈子都没法忘记的 ”充满了尊严的人。若是拿白豆与当年一同从山东来新疆的女伴白麦加以比较，将会得 到更强烈的印象。白麦经指定，嫁给了兵团的最高首长老罗，被认为是第一夫人，最幸 运者。其实，她是附庸，是一只花瓶，是“幸福”的不幸者。人的不自由状态在她身上 的再现是惊人的。她与白豆同是受伤害者，不同的是，白豆选择了野性的反抗，她选择 了自欺和忍从——靠别人歆羡的目光来麻痹一颗苦涩的心。由此观之，与其说白豆追求 的是爱情，不如说她追求的是人的尊严，并不惜付出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