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3-0112-07 郭小川是以“战士诗人”著称于中国当代诗坛的，但“战士”实际上不足以概括郭小川复杂的心灵世界与人生历程，正如其夫人杜惠女士及子女在《郭小川全集》的《后记》中所说：“郭小川的公众形象主要是一个战士诗人，他活着时抛给世间的多是昂扬与奋发，是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与梦想。然而真实的他确是单纯如此吗?我们觉得不是 的。”“他很深入地介入历史，而这种介入在他而言又有某种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只是遵命式的介入，而是充满个性色彩的介入，在否定个性的时代里，他这种个性的坚持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1](P393，394) 一、圣徒般的战士人格 与许多延安出身的诗人、作家不同，担任过丰宁县县长，亲率县武装支队与敌匪作战，领导穷苦百姓打地主、斗恶霸的郭小川，曾是手持武器的真正的战士。对于自己所投身的革命事业，郭小川的内心深处，是涌动着一种近乎圣徒般的感情的，并时常外化为一种刚勇无畏的战斗人格。参加八路军之后，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人活着，最可怕的事情不过一个死，/最大的风暴现在已经经历，/我没有眼泪，只有呼喊：‘来呀，/ 英勇的战士!’”(《让风暴更猛烈地吹吧》)在清算复仇大会上，他曾以县长的身份， 站在讲台上大声呐喊：“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复仇!第二是复仇!第三还是复仇 !”[2](P28)建国后，郭小川身上时常散射出来的，仍是这样一种战士的情怀。到作协 工作后，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对于他认为够得上“右派”的人，是毫不留情的 。担任过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的黎辛曾经回忆说：“反右开始后，郭小川斗人是很厉害的 ……批冯雪峰的假材料不是他造的，但他大声跟着嚷嚷。”[3](P173)在批判刘绍棠的 会议上，他曾严辞厉色，指斥刘绍棠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点 上，实在并不见得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人差多少”，实在是一个浅薄、无知、狂 妄的反党“急先锋”[4](P495—496)。从郭小川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我们也可闻到一种 浓烈的火药味： 2月9日：九时，参加文艺报的汇报会，杨志一从上海、南京回来，侯敏泽从四川、武汉回来。成都流沙河、石天河一批人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他们的思想实在已经具有反动的倾向了。 6月21日：这次反右派一定要彻底。机关内划清界限，扫除右倾言论也一定要彻底。我想，一定要下决心，不把右倾错误打垮，决不收兵。 9月6日：翻到《中国青年报》，它批评了《人民文学》七月号，我找来一看，李国文的《改选》，的确坏透了，完全是敌对的。[5] 在郭小川心目中，共产党“是人类的希望”，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世界上最为圣洁的事业，因此，他大声宣称：“党的一根毫发/也不能任人损伤!”当他真诚地相信有人是在反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了，他要“保卫我们的党”(《发言集》)。后来，当他也遭到别人的批判审查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 1959年11月，他在因“右倾错误”而写下的一份“思想检查”中，虽承认自己存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又反复强调：“在反丁、陈斗争中，我是积极的。”“我反对埋怨中央或互相埋怨，我强调大跃进是无可争辩的，而且几次自觉地汇报机关的 情况。”“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我是一个能够为党冲锋陷阵的人。 ”[5]这些话，与其说是检查，倒不如说是自我辩护。实际上，对遭到的批判，郭小川 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故而1962年5月26日，当作协召开甄别大会，为一些遭到错误批判 的人恢复名誉时，他曾拒绝与会，以示抗议。“文革”初期，当他被关进牛棚时，心中 想的仍然是：有些人是真正的黑线人物，而他自己对党并无异心，只不过是一时被误解 而已。有一次，他曾对前来送饭的儿子悄声说：“把我和某某某、某某某这样的人关在 一起!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当他得知金敬迈、李英儒等人进入“文革”文艺组的时 候，也大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3](P224)。 1974年，林彪专案组在审查叶群笔记时发现了“文艺问郭”字样。由于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夫妇与叶群之间有过密切交往；解放后，郭小川也与林彪有过工作方面的接触，这“郭”自然就被怀疑为是郭小川了。郭小川1972年7月发表于《体育报》的《万里长 江横渡》一诗，也被怀疑是为歌颂林彪而作。本已被宣布“解放”的郭小川，又一次遭 到隔离审查。面对突如其来的更为致命的灾难，郭小川依然无所畏惧，迅疾写下了《我 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关系》、《关于<万里长江横渡>的交代》等材料，进行了坚决的辩解 。他反驳说：“是不是因为我在20年前与林彪有过一次(仅仅一次)工作关系，30年前和 叶群有过同学关系，十几年前与她见过一次面，就必须审查我呢?那么，在关键的时候 同他们有过比我亲切得多的关系的，大有人在，难道都审查吗?”[6](P266)由于郭小川 拚死抗争，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