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3)03-0029-06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关于他的研究也横亘了将近一个世纪。进入新的纪元，围绕鲁迅展开的各种研究在众声喧哗尘埃落定之后，转入一个整合、深化期，推出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意义的高水平成果。 一 在对鲁迅的综合研究中，2001年各出版社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推出的著作最具代 表性。其中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我看鲁迅”丛书较值得重视，这不只是因为这套丛书的 作者阵容整齐，集合了包括王富仁、王乾坤、高旭东等一批学有专长的鲁迅研究专家， 重要的在于，丛书选题新颖，开掘深入。例如，《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 》收入了王富仁连载于2000年《鲁迅研究月刊》的长篇论文《时间·空间·人》，作者 在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综合研究中发现，鲁迅的全部哲学思想是在“文化与民族、文化 与人”的基本框架中形成的，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对于一系列关 于生存、生命与文化问题的独特把握，关于时间意识、空间选位、空间关系，关于中与 西、传统与现代，关于启蒙，关于进化等的理解，都有着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人、又不 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甚至也迥异于同时代人的特点。因此，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对中外 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而在于他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对文化与生存、文化与生命等典型 的中国问题的深层思考。该书还收录了赵卓关于《世纪末思潮与鲁迅》的长篇论文，作 者细腻地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与鲁迅的关系，指出：“思想启 蒙、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论、文化反思和寻根等种种思潮，90年代经济转型之中 的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和人文精神等种种思潮，构成了新 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连续图谱。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思想意识的启蒙先驱和 伟大的思想战士，与这一系列的社会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无论是得到热切的 认同和真诚的敬重，还是遭到有意的疏远或极端的否定，他都在社会思潮的热眼注视之 中”。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成了折射各种社会思潮的一面镜子，也成了反映知识分子 种种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复杂的思想蕴涵，可以获 取清晰可贵的思想启迪和崇高坚定的精神激励”。高旭东的《走向21世纪的鲁迅》则抓 住20世纪末关于鲁迅的一系列论争，用无懈可击的历史事实，条分缕析地逐条批驳了对 鲁迅的攻击，并在批驳中从深层上阐释了鲁迅和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 检点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而出的几十部著作，可以发现，虽然也有像“我看鲁迅”丛书这样的相对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但大多还只是从单向切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鲁迅，得出的结论不可谓不新、不深，但这只能是在某一方面走近鲁迅，只能给读者提供认识鲁迅的单个窗口，鲁迅的复杂性、丰富性难以在一部著作中得到展示。而冯光廉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单一的研究模式，该书把鲁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哲学、人格学、伦理学、思维学、宗教学、艺术学、编辑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并运用社会学、传记学、心理学、比较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将鲁迅放在思想史、文化史、文体史、文学批评史、美学史、翻译史、汉语史中进行评估。这样，复杂多面、涉猎广泛、颇多建树的鲁迅，便立体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多维视角的立体透视相适应，全书形成了较为严谨、完整的框架体系。全书分为3编22章，上编为“人文学科理论中的鲁迅阐释”，中编为“人文研究方法的鲁迅解读”，下编为“人文学科历史中的鲁迅评估”，分别从“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及“学科历史”的角度对鲁迅进行大视角的宏观考察；编下面设章，围绕每编中的核心将相关的问题抽绎出来进行分析，各章既有相关学科理论的历史回顾与总结，又有细密、深刻的理论分析。这样，全书的结构尽管庞杂，但各编章之间并非互不关联、各自独立的零散部件，而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这使该书成为鲁迅研究史上最具宏大气势的学术工程。 二 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1]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 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2]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 次论争》[3]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 ·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 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 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 密斯与东方主义》[4]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