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3)03-0069-07 一 也许是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回避的重要性,在沈从文的著作中,鲁迅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存在。只要我们对沈从文的著作稍加检视,就会发现,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在沈从文著作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所占的篇幅也最大,沈从文对之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最为复杂难解。如果把这些有关鲁迅的文字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多有独到之处。这对于正确地认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是一把有效的钥匙,同时可以借助这种认识去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此类现象相关的深层问题。比较而言,沈从文论及鲁迅的文字主要发表于建国前,其中尤以《鲁迅的战斗》和《学鲁迅》两篇专论最具代表性,最鲜明地表现出沈从文在不同时期对鲁迅不同的两种评价。在发表于1934年的《鲁迅的战斗》一文中,沈从文一反其惯常平和的文风,以激烈的态度彻底否定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不无尖刻的嘲讽。尽管沈从文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一向表示充分的肯定,但对鲁迅杂文的否定也是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基本态度。发表于1947年的《学鲁迅》一文则标志着沈从文对鲁迅评价的重大转变。在这篇纪念文章里,他对鲁迅在学术研究、小说与杂文创作上的贡献都有高度的评价,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表示推许,这表明他开始以一种综合性的眼光来看待鲁迅,从而显示出他在认识上的深化。以后他对鲁迅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 沈从文在1947年11月发表纪念文章《学鲁迅》和小说《传奇不奇》后,基本上告别了 文学创作,建国后则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便转而从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尽管此后仍 有文章问世,但大都是他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间以零星的几篇创作。沈从文 是从深心里热爱文学创作的,他也曾有数次重返文坛的机会,但又出于各种考虑而放弃 。建国后,沈从文对是否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怀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态,从他当时留 下的大量书信来看,他仍在常常思考有关文学的问题,而在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停止 创作,他身后留下的那些当时未公开发表的文字,未尝不是他对自己在创作上的一种心 理补偿。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也并没有停止,检视他当时的私人通信 和其它文字,以及他复出后的演讲和对他人的谈话,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在不少地方论 及到鲁迅。 有意思的是,建国后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又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在1951年9月2日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中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1]。他在信中谈到应细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马克思或列宁,高尔基或鲁迅,作品中都赋予一种深刻的诗意。这是文化史中极重要的一件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不但“诗意充盈”,而且“真正有思想”,因此,“这个文件经典性,实远比 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沈从文在这里破天荒地把鲁迅与革命领袖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 的代表人物并列在一起,如果联系他一贯的文学思想,确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种 变化本身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沈从文已把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自觉地纳入到时代的主 流话语体系中,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文学思想中极具个性色彩的“异端性”在一定程 度上已消隐。他开始用当时普遍提倡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方法来重新评 价鲁迅。可贵的是,就总体而言,他并没有完全用政治性来消解文学性,因此,呈现在 他视域中的鲁迅仍有其真实的一面,但相对于沈从文过去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也不无倒 退。沈从文思想上的矛盾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此信中论及文学问题时,把文学性与 政治性纠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让人难于理解的复杂心态。他天真地寻找出马克思、列 宁和毛泽东著作中的“深刻的诗意”,并把鲁迅与之类比,总不免给人不伦不类之感。 也许他在试图迎合时代前进的要求,但是他对这种当时开始流行的用文学比附政治的技 法显然全不在行,因此,这种类比只能使鲁迅被一种要求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所淹没,不 能显示出其文学家的本色。至于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远比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 ,则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位,事实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可比性。这表明来自现 实政治的强力冲击,使沈从文已无法坚持其一贯倡导的文学独立原则。“政治高于一切 ”的时代主旋律,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沈从文关于文学问题的见解上来。 沈从文写此信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文艺作品的全国性政治批判运动。沈从文在此信中透露出自己对这场大规模批判运动的感受,因有感于“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甚至少数人还以为这个人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他由此提倡要认真读鲁迅的文章,认为这种“鲁迅文章好处何在,有些什么文章,也从不仔细认真看过”的现象,是“世人多附和而少认真”的表现,而认真读鲁迅的文章“是一种测验,一种学习”,因此要加以提倡。在这种意义上提倡读鲁迅的文章,显然并不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而是出于以文学服务于政治的需要。这些都表明,沈从文此时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与当时普遍的政治气氛是并无二致的。究其原因,则显然与他在1950年参加10个月的革命大学学习直接相关。尽管沈从文与这种以听政治报告、学习政治文件及写思想汇报等方式,来达到改造思想目的的政治运动格格不入,尽管他对新的社会现实也并不完全理解,甚至在内心里还存在着抵触情绪,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思想改造对沈从文产生的明显影响。他在这期间所写的一份学习小结中,曾表示对“政治高于一切”、“文学艺术必须从属于政治”这些观念的拥护,对此也不能认为是完全违心的政治性表态,应该注意到沈从文真诚地希望试图与新的时代现实保持同步的一面。他的这份小结后来以《我的学习》为名,作为检讨性文章,发表在1951年11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需要说明的是,沈从文的这个小结与此信写于同 一时期,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沈从文在高度评价鲁迅时的现实政治因素 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