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3)01-0024-008 比较文学是在19世纪以来各民族文学日益汇入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早在184 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各民族文学突破其民族的 界限，坚定地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 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 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 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54-255) 正是由于19世纪以来各民族的文学在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成为整个世界文学不可 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以往单纯地从单个民族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各民族文学史的做 法，既无法清晰、全面地透视出各民族文学在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潮流中发生、发展的 全部过程，也无助于超越各民族文学之上的共同规律的揭示。而作为“专指超越国别文 学界限的文学研究的特定术语”的比较文学[2](P28)，由于它的开放性的理论视界，以 及“把某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宏观发展中来加以考察”的根本原则[3](P67)，使得它 “无论是通过不同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探索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还是研究某一文学形 象在国际范围内的渊源流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3](P6)。无怪乎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 勃洛克(Haskell Block)在展望比较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时不无自信地表示：“当前没 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 域都不会比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念。”[4](P206)比较文学之于文学 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 又是中外文明碰撞下的产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魏晋时期印 度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土文化的渗透和改造，但不可否认，外来文化真正对中国固有文化 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并由此引发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艰难蜕变的，却是20 世纪头几十年里发生的事实。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不仅西方的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 间以历时态发生的各种文艺思潮以共时态的形式一起涌入中国，而且东方的日本、印度 等国的文明也在中华大地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入， 与中国的固有文明和当下现实相互交融与碰撞，其涉及范围之广，相互碰撞之激烈，以 及延续时间之持久，不但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绝无仅有，即便是放眼整个世界 文化史，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中只占有 几十年的时间，但这几十年恰恰是中国文学置身于中外文明的撞击中，通过对众多外国 文化筛选、吸收、容纳、改造，最终创造性地再造出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一个相 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异域文化的渗入与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 学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生发展历史所印证。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是在革新旧的古典形态的文学的基础上创生出的一种新的现代形 态的文学。其先声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首倡的“文体革新”。1902年，梁启超承19世纪 末“诗界革命”之余绪，以“俗语”入文，并辅以外语语法，开创出一种有别于旧的文 言文的“新文体”，“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5]尽管这种“新文体”相较于 后来的现代文学而言，还仅仅属于过渡性质，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后面继起的现代 文学指引了方向：其一是白话俗语的介入；其二是对异域因子的吸收。1905年，王国维 发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异国思想给予中国思想的深刻影 响： 自周之衰，……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 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 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自宋以后以 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6 ](P36) 有鉴于此，王国维大声疾呼当日之学术界，“当破中外之见”，“无论其出于本国或 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如此，“吾国今日之 学术界，……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欤?”[6](P39)1907年，青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 》和《摩罗诗力说》，力倡“别求新声于异邦”：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 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7](P5 6) 欲物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7](P65)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 年》一文。要求青年一代放弃中国旧有的观念，转而向西洋学习进步的观念。为此，他 特地为中国的青年读者介绍了一大批西洋哲人，如德国的尼采(Nietzsche)、倭根(R.eucken)，法国的孔特(Comte)、柏格森(H.borgson)，英国的约翰弥尔(J.s.mill)和俄 国的托尔斯泰(Tolsti)等。[2](P26-33)胡适也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呼吁新文 学的创造者们作中国的费舒特(Fichte)、玛志尼(Mazzini)。[9](P37)更重要的是，向 异域文学汲取营养，在中外文学的交汇中创造新文学，已不仅仅是一两位先驱者在那里 摇旗呐喊、孤军奋战，而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进步文学界的一种共识。随便翻阅一下当 时的报刊杂志，我们就可以找到如下类似的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