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诠释“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个名称，是个来自于西方的概念。它有两种英文的拼写方法，一是 “intellectual”；一是“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词源来自拉丁语“intellctualis”，意思和“理解”相关(pertaining to the understanding)(注：“intellectual”，见《韦伯字典》，大百科全书1974年版。)。但将该词作为知识分子 的指称是来自西欧的法国，1894年由德雷福斯事件而引发的。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因 其血统是犹太人而遭受诬陷。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左拉、雨果等一批颇有正义感和社会 良知的人士强烈的义愤，他们纷纷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共同发表一篇题为 《知识分子宣言》。因而，这些批判社会的正义人士，后来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 之为“知识分子”。另一处是来自东欧的俄国和波兰。“intelligentsia”是指19世纪 俄国上流社会一批从西欧留学归来的人。他们从西欧带回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不满社 会现状，特别是对于沙皇专制制度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由于这批人确实如鲁迅所称的 “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注：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 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87、187页。)，是一个精神性的群 体，因而被称为“知识分子”。还有一处词源是波兰，是指1860年左右波兰出现一个文 化同质性相当高的社会阶层。当时拥有土地的波兰贵族为了在城市中继续维持他们的传 统生活方式，以别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即所谓“gymnasium”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除了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外，最重 要的是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和社会责任。所以，受此教育的人能够勇于批判社会，以国 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出现动荡和被分割时，这一批人也就成为当时救国和反抗当时统 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词源的角度考察，“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乃是西方现代社会 的产物。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确实具有共同的特征——带有强烈的社会 意识，对政治持批判态度，往往是不满于现状的。(注：陈国祥：《访叶启政教授：从 文化观点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中国》，徐复观等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 司1980年版，第24—26页。) 其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早在“知识分子”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就已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 的社会群体出现有两个因素：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注：T.Parsons，“ The Intellectual:A Social Role Category”,in P Rieffs.ed.On lntellectuals,New York 1966.p.3—4.)人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文字符号，这就需要有些人掌握它 ，把它书写和记录下来，而当时掌握文字符号的人毕竟是少数，因而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就特别神圣，受到民众的崇拜，这便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形态。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 、婆罗门、僧侣等人中分离出来的。而所谓哲学的突破，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 前200年时，世界各大文明古国，诸如古希腊、中国、印度，都出现人的意识的觉醒， 这就被称为“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主体最终也形成 了。例如，古希腊哲学发展到苏格拉底时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苏格拉底之前， 哲学家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宇宙的本原是什么，从苏格拉底开始，他认为哲学探讨的问题 不应该是自然，而是人本身。他为了证实神谕而得罪了公众，因为他发觉人是无知的， 因此在人们自鸣得意的地方，播下怀疑的种子，正如他说的：“神特意指派我到雅典城 邦，这个城邦就像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为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需要马虻的刺激。神 派我到这个城市就是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 —柏拉图对话集》，余灵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3页。)对于现行的社会 制度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充当“马虻”的作用，这种哲学的突破，意 味着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位置，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又如，春秋战国时代与 古希腊有相类似之处，中国知识分子前身是“士”，他们中有不少有才华的人私门讲学 与著述，成一家之言，这都是以自己的知识体系，赢得后人的景仰。但后来中国的士大 夫只能依附在皇权体制下，谋求自己的发展；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 是由教士来承担。当然，西方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就整体而言，还尚缺乏后来一些现 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那么，“知识分子”作为特有的范畴是什么时候被引进到中国的呢?1927年，据鲁迅介 绍“知识阶级”一词是俄国作家爱罗先珂(V.Eroshenko)1922年在北京一次演讲时提出 的，他的题目为《“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注：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 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87、187页。)。但作为具有近代意义 的整个“士”阶层的崛起，应该说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开始。19世纪的大清王朝在西方坚 船利炮的轰击下，结束了泱泱帝国的美梦。由于西方思潮的大量涌进，给中国士大夫造 成极大的思想震荡，使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而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纷纷 出现崩溃。因而，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出现与崛起，与晚清和晚清以后的社会发生重大 变革密切联系着。 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大一统的皇权体制和儒家思想，一直是传统士大夫和下层百姓认 同的文化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传统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人生最 高理想。因而，作为一名读书人只有依附于政治，委身于皇权，才能谋求到自己发展的 空间和实现人生的抱负。隋唐科举制度的出现，打破封建门阀观念，为天下读书人提供 了一条进入政权的仕途。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肃宗也称：“今取士 试之小道而不以远大，是犹以蜗蚓之饵垂海，而望吞舟之渔。”徐复观据此认为：“士 大夫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垂饵’与‘人彀’的关系，这已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渔 猎者与动物的关系。此种关系卡住了政治的大门，士大夫要进此一大门，自己的精神便 不能不先磨折得使其下趋于动物之只知衣食，不知是非廉耻之境域，对政治当然成为纯 被动的奴妾。”(注：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载《知 识分子与中国》，徐复观等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12页。) 到了晚清，知识阶层与政府的关系之间出现了复杂的现象。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当时 的知识阶层具有新异观点和行为准则，他们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远比士大夫多得多 ，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这可从中国晚清知识阶层一些人士的行为主 张和坎坷遭遇中得到证明。费正清指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知识分子并不一 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 的意识。”(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3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