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位于中国陕西省的北部，著名的黄土高原中部。它的四周有三座山，两条河流 。古称延州、肤施，宋代起称延安府，辛亥革命后又恢复肤施旧名，直到20世纪30年代 仍沿用此名。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这区区3556平方公里、偏居茫茫黄土高原一隅 的小地方，在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巨大的中国，明显只能延续着自己近乎沉 默的历史。 但是，1936年，由于一支长途跋涉、穷蹇然而坚毅的军队的抵达，肤施消失了，延安 的地名重新出现在中国版图上。这个地名很快声名远播，甚至越过国界，一直传到莫斯 科和华盛顿。在以后总计十年时间内，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 ——事实上，比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分量更重的是，它实际上是与当时的国都重庆分庭 抗礼的中国又一权力中心，或者说从长远眼光看，是1949年后新中国的影子首都。显然 很难料到，这个在中国悠久历史上并无耀眼之处的地方，突然间会闻名全球。 与此相似的是，大约二十年前，当中国现代文学随着“五四”运动而诞生的时候，也 不会有哪一个作家、诗人、学者可以想像，这个几乎没有经过现代文明洗礼，以信天游 、秧歌为主要文化特色的肤施小城，将成为又一次文学革命的策源地和名副其实的中心 。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南京、青岛、武汉、昆明……它们无论谁看起来都更有理由 和资格扮演这一角色。但事实上，历史选择的是肤施(延安)。 之能如此，当然跟历史提供的机缘分不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 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日本侵华阴谋逐步升级，直到发动全面的战争，中国也被迫 一步步走上抵抗道路。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利用西安事变迫使国 民党和蒋介石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 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 谈话。同月，林伯渠正式发出致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各省政府的通电， 宣布陕甘宁“工农民主政府”易名“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边区北起陕北府谷 、横山，南达陕中的淳化、旬邑，长450公里；东临黄河，西至甘肃固原和宁夏的预旺 堡，宽400余公里；包括陕、甘、宁3省的23个县。根据国共达成的谅解，边区应该是完 整的和统一的，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事务，行政长官名义上是国民党委派的丁惟汾，但 其不得到任，南京派来的高级参谋仅为联络性质(注：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较诸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共产 党不单作为政党再获合法地位，更前所未有地以合法执政者身份被承认，行使对一方的 统治权，从而从单一的游击军事组织向全面的稳固执政组织过渡。 这样，在一系列历史事件后，延安终于成为一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权力中心，其外壳 便是为国民政府承认的享有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治安等各顶权力的“陕甘 宁边区政府”。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此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南方数省马克思主义政权 ，始终是以“非法”名义存在。从“非法”到“合法”，尽管只是国共双方表面上化敌 为友，但它为马克思主义政权赢得了实质性的生存空间和真实的号召力。“苏维埃”时 代革命政权面临极大生存压力，拼全力以维持军事存在，遑论其他。对外界而言，过去 因为全力以赴于军事，外界一般难视之为一稳定政权，各类人材——纵便是心向进步的 青年知识分子——或能在内心赞赏之，却鲜有亲身投奔者。延安政权一旦合法化，情形 立见改观；从此终于不复是纯粹、单一的军事化结构，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同情革命事业 的作家、演员、音乐家、学者、科学家、技术人员，纷至沓来，确有群贤毕集之势。这 不仅仅是改变了延安的人材结构，尤为根本的是，提升了整个革命政权的文化基础，使 马克思义政权自身理想、主张的实现与展开，渐备平台。 二 1940年6月9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建院二周年纪念大会，前来致贺的八路军总 司令朱德说了这么一番话：“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 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 起来。”(注：《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 枪杆子，笔杆子。不光朱德将军，毛泽东、聂荣臻、贺龙等其他延安高层人物，也都 很有兴趣谈论这种字眼。对于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许多中共领袖来说，这意味着一种非 常新鲜的景象和体验。尽管被毛泽东戏称为“上海亭子间的队伍”(注：何其芳：《毛 泽东之歌》，载《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的左翼文学界，不少人是共产党员， 领导权也由共产党人所掌握，然而，在置身于苏区、根据地，经历着反“围剿”和长征 的中共首脑心中，这一切却感到陌生和疏隔。事实上，在大批左翼文化人士投奔延安以 前，中国革命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艺术的位置，打土豪、杀白匪以及“锄奸 ”之余，能够实践的文化活动充其量就是刷刷标语和出几页简陋的油印小报，革命队伍 中只有士兵、将领和政工人员，至于文化人则谁都没见过。1936年11月，当延安成立中 国文艺协会的时候，毛泽东在会上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 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注：《红色中华·红中 副刊》，第1期，1936年11月30日。)不夸张地说，延安以前，革命政权控制范围内的地 区，文艺工作几乎等于空白；党的文艺事业，几乎全部是在遥远的大城市中开展和存在 ——这不仅仅体现着空间上的距离，实际上也意味着情感、心理和思想上的距离，正像 朱德上述讲话的语气中所透露出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