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3-0011-06 一、西学的理路 “学衡派”成员中，有一批是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学子。在五四时期，旧派文人、学 者或者说传统的国学研究者反对“新文化—新文学”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批留学生反对 “新文化—新文学”却是件有着特殊的原因和不被理解的新鲜事。其原因则是在他们的 思想、学术活动中始终摇曳着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白璧德、摩尔的身影 ，有一种保守的西学的知识—思想资源。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人物的论争时，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是：“对知识的 争夺，争夺的焦点是：谁掌握了西方文明之精髓?”[1](P8)梅光迪、吴宓、胡先ｓù① 有明显的知识元典精神的崇拜倾向。为了论证胡适等人在西学上的浅薄，引用、借助的 是白璧德的基本观点。白璧德认为16世纪以来，特别是个人主义出现以后，西方的主流 文化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对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背叛。因此中国人不须膜拜以卢梭为代 表的浪漫主义以下之狂徒，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中国故有之文化。反倒是应该昌明国 粹，研究、吸收、融化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的古典文化。 白璧德的思想和学术资源得自英国的著名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其文学批评与马修· 阿诺德是“一脉相承”[2](P181)。他们不接受任何教条的宗教和任何系统哲学，要求 人们安于“诗境的”人生观，其无传统宗教信仰又无系统哲学理论但却重视道德和情感 。趋于保守的尚古与道德教谕，以及主张中庸之道是他们共同的理性导向。“学衡派” 的成员梅光迪、吴宓等基本上是将这些理论移植到中国，然后再在现实语境中融通。在 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陈寅恪等成为白璧德的学生之后。另一位从白璧德读 书的中国学生是张歆海。他的博士论文是《马修·阿诺德的尚古主义》。胡先骕 第二次留学美国是在哈佛大学，一个植物学家的人文修养和文学主张也有白璧德的直接 影响。批评胡适的人，说胡适的实用主义是杜威思想的中国版；与胡适对垒交战的梅光 迪、吴宓、胡先骕等人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何尝不是照搬白璧德的学说。在中国 现代文化的变革进程中，导师的思想学说，由学生承继过来进行交锋，同时也是适者生 存，胜者为王。王者便占有主流话语权。 没有为《学衡》写文章，但以学生身份到东南大学听过吴宓的课的清华学子梁实秋， 也是白璧德的学生。中国第一部关于白璧德与新人文主义的文集是他编的。他的文学的 人性论主张、对新文学源流的揭示和批评、以及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概念的确 立)都是来自马修·阿诺德和白璧德。梁实秋是胡适的弟子、朋友，也是吴宓的弟子、 朋友。因此他的双重身份十分明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文学上的保守主义。 范存忠是东南大学的学生，郭斌龢香港大学毕业(与朱光潜同学)后在南京一中任 教时与吴宓相识。1927年7月这两人通过庚款留学美国的考试，是西洋文学门的考生， 主考是任教于清华的吴宓。他俩是白璧德最后的中国学生。浙江大学文学院办《思想与 时代》时期，由于郭斌龢的关系，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成为《思想与 时代》的作者。 新人文主义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赫赫有名，在30年代仍一直很有影响。因此， 杰·格拉夫在《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左派与右派》一文中特别指出：“在颓废派和激进派 兴盛的年代。保守派(或者说反革命新派)阵营中影响较大的是以欧文·白璧德、保罗· 艾尔马·摩尔和斯图亚特·谢尔曼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3](P197)“学衡派”成员 在美国即受他们极大的影响。在梅光迪、吴宓的反新文化—新文学的文章中，这些新人 文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名字经常出现。他们的主张通常也是“学衡派”的理论武器。尤其 是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曾系统地介绍过美国的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布 朗乃尔、白璧德、摩尔、薛尔曼。这些文章多数还被《学衡》转载。 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学衡派”成员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观念和文学批评上 。其直接影响力是在“学衡派”大本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外还有张歆海、吴宓、 陈寅恪执教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和抗战时期“学衡派”成员聚集的浙江大学文学院。 同时由大学发散到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梅光迪认为，“学衡派”的集体活动与白璧 德、摩尔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颇为相似，“就许多基本的思想和原则而言，美国的人文 主义运动为它提供重要的资料和灵感源泉”[4](P215)。 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宣扬西洋文学的古典主义及新人文主义精神， 是“学衡派”中人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和与新文学抗衡的有意追求。他们和美国的人 文主义者一样，十分注重道德基础和文学的重要性，进而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拥护派， 反对文学革命者推崇的偏激思想和倾向。他们是“将捍卫中国的传统当作了自己的主要 目标”。其最大的责任就是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并维护它的声誉。像白璧德、摩尔那样 ，其主要目标是“要将当今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的圣人们走过的路途之上”。用 “历史的智慧来反对当代的智慧”。因此表现出以保守的姿态，以各种方式告示国人， “建立一个新中国唯一的坚实的基础是民族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其立场集中表现在哲学 、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义及文学中的古典主义。也就是说，其立足点是儒家学说”[4 ](P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