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和编辑家胡风先生诞辰100 周年纪念，为缅怀他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设上的卓越贡献，探讨其理论批评遗产和文 学编辑活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进一步总结围绕他的文学活动所产生的种种历史现 象的经验教训，由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和贾植芳先生倡议，复旦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 中文系联合主办了“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于2002年10月11—13日在上海 和苏州两地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的14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胡风夫人梅 志，绿原、牛汉、冀汸、彭燕郊、朱健、何满子、耿庸、顾征南、罗飞、孙钿、徐放 、化铁、欧阳庄、杨友梅、林希等一批在胡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诗人、作家和原“胡 风集团”成员，到会认真参与了讨论。病中的巴金先生委托家属向会议致送了花篮；王 元化先生因病不能与会，特向会议发来“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祝词；贾植芳先生到会 致辞，深情回顾了胡风生前与上海、复旦大学和苏州的渊源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书记、党组成员吉狄马加代表中国作协发来贺信；上海作协副主席王纪人代表上海作协 在开幕式上讲话；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鲁迅儿子周海婴先生、 《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研究员、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苏 州大学罗时进教授等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表演讲；因故临时不能与会的杜宣、谢 韬、芦玉、杜谷、鲁煤、邵燕祥、彭小莲等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会议的支持；徐俊西、 潘旭澜、范伯群、曾华鹏、王晓明、袁进、周斌、许道明、郜元宝、刘扬烈、王观泉、 王锡荣、史承均、杨剑龙、王光东、费振钟、栾梅健和来自日本的千野拓政、坂井洋史 、来自韩国的白永吉、李永求、鲁贞银等一批专家学者以及《胡风全集》等相关历史文 献的出版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和史料等各类文章40余篇。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晓风整理辑注的1949 年9月至1953年7月期间胡风致梅志的一批书信，由于当初未来得及收进《胡风全集》， 此次专门为会议整理出来，是首次面世，对于更加全面地了解“胡风案”发生前夕胡风 本人的真实心态，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此类史料发掘上的新收获，成为会议的一个亮点 。鲁煤的《<红旗歌>是七月派的话剧》、周海婴的《追忆胡风先生在鲁迅治丧的操劳》 、坂井洋史的《小田岳夫回忆录<文学青春群像>中的胡风》、李辉的《1955年查禁“胡 风分子”著译作品的两份史料》、谢泳的《解读一份文件——以<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 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为例》、张业松的《舒芜的 两篇“佚文”》等，也都在各自的主题下披露了一些新发现的或过去未引起注意的史料 ，并据以对各自涉及的问题做出了新的阐发，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使得有关史料发掘 和文献整理的话题，形成了会议传出的一个强烈讯息。这一讯息大致上包含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胡风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推进，有赖于对现有条件下各种公开史料的充分发 掘和使用，以及对可能存在的各类“活史料”的抢救和整理；二是有关胡风集团成员的 基础文献出版汇编，目前仍存在巨大缺陷，必须尽快设法加以弥补。关于前者，李辉、 谢泳在大会发言中对其必要性和急迫性做出了充分阐发，引起黎之、王观泉、袁伯康等 与会代表的呼应；关于后者，来自大连的叶德浴先生以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 杂志至今未见影印出版，阿垅、路翎、彭燕郊、绿原等重要的七月派作家至今未有比较 完善的全集或文集面世为例，针对目前出版界存在的“名义上以经济效益为第一、实际 上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的不良风气做出了强烈抨击，引起与会代表共鸣，报以热烈掌声 。 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彭燕郊先生的《世纪之痛的 沉重课题——读鲁贞银<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创造了本次会议的一桩佳话：此文 以万余字的篇幅畅谈了审阅原复旦大学毕业生、现汉城建国大学教授鲁贞银女士的博士 学位论文的感想，谦称“读后感”，实则借题发挥，在鲁论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胡风 为什么取得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性地位，其思想和理论都直接反映着20世纪中国 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主要环节”的大问题，为胡风文学活动和文学理论的历史定位确立了 一个基于宏观文化背景的坐标，并在其中着重强调了胡风与鲁迅的承续关系；而专程从 韩国赴会的鲁女士所带来的，恰好就是一篇《鲁迅的“主见”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专论，此文通过对胡风理论文本的细致解读，认为胡风“基于鲁迅所体现的现实主 义的吸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变成鲁迅化了，也变成自己化了，这就形成了以‘ 主观’为中心的对现实主义的独特观点”，从而回过头来对彭燕郊先生的观点形成有力 支持。邵燕祥先生的《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通过对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 况的报告》即俗称的“三十万言书”的解读，全面剖析了“导致胡风事件的法律的、政 治的、思想的、习惯的种种条件”，矛头直指迄今“并没有完全消除”的“人治和以权 干法的阴影”，认为“‘三十万言书’读起来诚然是沉重的，但，现在也还不是容我们 逃离沉重的时候”，对胡风及其相关问题的现实意义做出了精彩的揭示。王丽丽(北京 大学)的《胡风编辑经营策略中的“异端”因素》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 ere)”理论为参照，对胡风以《七月》和《希望》这两大刊物为核心的编辑组织活动施 以深度阐释，认为“胡风集团”之所以最终被以“宗派主义”的名义剿灭，一个重要的 原因正是因为“胡风对杂志同人性质的选择和坚持”，使得其所推行的“公共领域方式 ”“与意识形态方式构成了直接和尖锐的冲突”，从而在“时代转换”的大背景下被视 为“异端”，成为“剿灭者头脑中残存的封建意识”的牺牲品。这两篇都是作者的用心 之作。刘志荣(复旦大学)的《苦难中的坚守与个人主体性的回归——五十至七十年代“ 胡风集团”冤案被涉及的作家的潜在写作》一文，则着眼于“胡风集团”冤案在中国当 代文学史上隐含的多种含义、尤其是其对“当代中国的公共空间”的预示问题，进一步 追索在政治威权致力构建的一元化同质空间之下，“潜在”的精神脉流如何不绝如缕， 在苛酷的个人遭际和社会气候下顽强坚守，并向着个人生存最后根基处回归，汲取精神 重生的不竭源泉。其论述基于原始文献的发掘，多有动人心魄之处，显示了胡风及其相 关问题研究的一个全新面向，引起了与会的文化老人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文贵良( 复旦大学)的《现实主义：置身作为存在样式的开放——“胡风话语”之五》也是此次 会议的一个可喜的“发现”：以往对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多袭用作 为历史陈迹的“现实主义”话语体系之内的原有语料，难以脱出“戴着古旧的眼镜审视 古旧的问题”的窠臼，而胡风理论话语与生俱来的“文字不肯大众化”即努力以新字眼 捕捉新问题的显著特色，往往在这样的研究下被迫削足适履，无法体现出其与胡风本人 的生存和文艺“实感”互为奥援的优长，从而也就无法充分揭示胡风理论不同流俗的奥 妙所在。文贵良的文章从存在论的语言分析入手，“把主观战斗精神还原到胡风与自身 的生存境域之中”，“从话语(使用，亦称‘言用’)的角度解读胡风的存在状态”，解 析“现实主义对胡风何为?”的问题，梳理出一套别具一格的“胡风关键词”，读来令 人耳目一新，显示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打开胡风阐释新空间的可能，受到来自语言哲学 界与会专家张志扬等的关注和好评。此外，韩文敏、周燕芬、谢长安、龚旭东、王晓渔 、许福芦、钱志富等人的论文，也都各有见地，斐然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