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03)02-0035-05 是是非非说王朔，欲说还休，欲休还说，在阅读了王朔的一些作品及说王朔的许多文 字后，在此，想对王朔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贡献作一系统全面的肯定，但愿本文似拾人 牙慧而非拾人牙慧。 贡献之一：开创卖文之先河，率先与影视联姻，彻底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角色功 能和文化人格。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多作家、文艺家都饱受着来自物质、金钱方面的商品经济大潮 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上的压力。在市场经济对文学生存发展的裹挟下，放弃 文学理想和操守的人属于少数，更多的作家、文艺家则在探索着、思考着，并积极寻找 文学得以变革发展的新坐标。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重新确立自身符合历史要求的角 色定位，在文学的审美视界、价值取向和写作方式方面进行了颇为悲壮的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历程。面对无可否认的文学脱离政治中心话语的事实，困惑和彷徨的心境 油然而生，甚至连自己今天在哪里、将走向何方也变得极不确定。于是，失落的强烈感 受与理想的朦胧常常泛上心头，他们急切地寻找着一种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参照 物，此时此刻，王朔出现并崛起了。 王朔是首批出现的“文化个体户”之一，成了中国作家协会5000余名会员之中，继巴 金以后靠自己稿酬生存的惟一的一位文化个体户，他是当代作家中商品意识的第一个觉 醒者。[1]他毅然辞去公职，放弃“大锅饭”，坚定地走向以卖文为生的道路。他带头 组建文学商业团体“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公然宣称谁要戏就给谁写。他率先给自己的 作品开价，要求分享作品给电视台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他毫不留情地改变了作家传统 的生存方式、角色功能和文化人格。 王朔的出现，昭示了作家他可以不是人们心目中所设计的那种作家：人格多伟大，道 德多完善，行为多文明，是人类的楷模，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没必要有那么高的境界。 他把“文字”的价格炒了上去。“买”“卖”双方商讨稿价。文人不再受制于统一的稿 酬标准，从“死要面子”到公开议价，理顺供求关系变得名正言顺无可非议。作家们由 此开始了神态自若的谈钱开价，鱼和熊掌兼得的局面不再是不可能的了。 再者，文学创作一路创作、一路辉煌、一路轰动的局面到1985年后已不再存在。1985 年以前，群众想说又不敢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在文学作品中均可说，作家便成了灵 魂工程师，大众的代言人。1985年以后，经济中心取代了政治中心，已没有什么说话禁 区了，于是文学创作也没有什么可轰动了，文坛上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各顶头上一方 天”，文学好像一条疯狗追得作家四处狂奔，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20年间要把西方20 0多年的历史演绎完毕，还得不断地借鉴西方正在发生的流派。小说读者已经很少，除 了为数很少的爱好者外，恐怕就是文学专业的学生以及研究、教学人员和从业人员了； 诗歌更是乏人问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对社会生活的 影响大大减弱，从文学萌发启蒙或思想解放运动的情形已是历史，人们阅读小说诗歌的 目的，有的是为工作，更多的是为娱乐，已很少有人为思考生活追求真理而阅读了。在 展望文学创作的前景时，如何更好地处理个人写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依然是创作的一 大问题。在展示个人的独特感受和思考的同时，如何获得更多的读者，发挥更大的社会 效果，这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又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此外，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与新 的文学表现手段的关系也是不容忽略的。文学的传达方式从主要以书面文字为主开始转 向文学作品的图像化和网络化，在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要求文学仅仅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存在，是不现实的，它必然要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 在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面对文学市场的这一新局面，王朔又率先启用了一个重要运作手段，就是使自己的小 说与影视联姻，利用电子传媒获取受众，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1989年以前，王朔已因 其系列作品在文坛上名声鹊起，拥有相当数量、较为固定的读者群，但影响面难以进一 步拓宽，因为王朔作品的审美趣味是属于市民阶层的，在这个阶层里则没有多少人愿意 花时间去读他的小说。而当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电视已成为一种主要的休息和消遣方 式，影视动态成为关注对象。作为作家的王朔，敏锐地发现了市场和科技正在影响着当 代艺术生产的方式和方法，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影视作为扩大自己作品影响的突破口， 利用影视这一传播媒介使自己的作品渗透到每个家庭。例如，根据王朔的作品改编或他 直接参与编剧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部电视连续剧的播出，还有《阳光灿烂 的日子》等影片的上映，使王朔在影视界大获丰收，以至于1989年被誉为“王朔电影年 ”。[2]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王朔的现身说法，使许多作家们也开始乐于上电视做 专题，为自己的作品讲包装讲营销，甚至许多小说在写作时就已瞄准了影视市场，就是 为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而写的。 总之，与其说王朔是通过他的作品在文坛上走红，不如说他是通过对文学商品化的积 极努力这一经济性行为，提供了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在文坛上造成轰动效 应的。尽管，文学是特殊的商品，不可用金钱来定位，可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鱼和熊掌兼得呢? 贡献之二：通过塑造一系列“痞子”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使文学大踏 步地走向感性化、世俗化。 中国的文学批评历来崇尚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家是灵魂工程师之类的理论早 已耳熟能详，作家们实际上也确认了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政 治自觉均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更承认自己的任务、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 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境界也时有不高，那至少得在运 笔的瞬间“升华”到高境界来。于是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 被提高的过程。所以作品比作者更比读者真、善、美。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 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能照亮人间，那是作者的深思与 人格力量，也是时代的“制高点”所发射出来的光辉。 可惜，现实是残酷的，作家也得躲避崇高，[3]事实上，要让作家们的“铁肩”来担“ 道义”也真有些勉为其难，正好，此时半路上杀出一个王朔，他为作者和读者打开了一 扇窥视现实的新窗户，那就是塑造了一系列被批评界称之为“痞子”的形象。他们以玩 世不恭、纵情声色的生活行为，喧嚣躁动的生存心态一反传统市民循规蹈矩和谐安定的 生存方式，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市民中最底层人物，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有种种作案前科。他们百无聊赖，蔑视工作、学习、婚 姻、家庭、道德等一切规范和秩序，整天出入客厅、餐厅和舞厅、情场和赌场，怎么玩 得心跳就怎么玩，“一点儿正经也没有”。[4]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个“玩”字 来概括，就是“玩人生”，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