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03)02-0036-05 引言 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金庸一生中做过无数选择。他当初立志外交，后来办报，写社评 和小说。曾经接受过国际上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荣誉头衔，但晚年最重要的职务之一 ，却是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聘，并准备招收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 课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对于生于忧患交作、长于外侮内乱的这一辈人来说，这些职 业选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绕了一个大圈，实则正在情理之中，关怀始终如一。 金庸最初是希望给学生传授传统文化，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招到学生。一则报道称， 有在读硕士生认为：“跟金庸学历史，有点儿旁门左道的感觉，肯定不是治史的‘正道 ’。”(注：据称，复旦大学一位在读硕士生表示他绝不会去报考金庸的博士生。“去 听听金庸先生的课还可以，但真的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去读他的研究生，则 未必合适。”他认为做小说叮以对历史“不求甚解”，但治史就不一样，治史需要考证 、比较。”(http://www.k12.com.cn/student/liter/artical.php3?id = 331&cid = 2 )完全轻看了写作历史小说需要的学养功力。)我相信年轻学子这样认识，一定是受到了 某些教授(我不轻言“学院派”)偏见的诱导。如众周知，鲁迅本来学医，后来改行教授 中国小说史，同时也写小说包括历史小说如《理水》、《铸剑》、《奔月》等，却从来 没有人批评他“旁门左道”。郭沫若也学医，后来写过历史剧和小说，终以史学泰斗著 名。我疑心真实原因，一是金庸小说无疑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界一时还没有 从“畅销小说”和“严谨学术”的对立中自我解脱；二是金庸要求的两门外语门槛偏高 。据说当年钱钟书要求四门外语，把慕名而来的考生都挡在了门槛外。再说万一有个把 具备两门外语听说写能力的年轻学子，今天都急着去大口吞噬WTO树上的大桃子，谁还 有兴趣慢功细活儿，去咀嚼品味中国历史呢?从这角度看，金庸的绎帐授徒，也许不逢 其时。 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 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本文所论，拟从金庸小说同时继承了传统“讲史演 义”作为开始，渐次论及作者的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宗教、民族融合” 。限于篇幅不能展开，未尽之言容后详议。 一、武侠演史与葑菲刍荛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 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辨析宋代“说话”和“演义”的区别，以为： “北宋‘说话’和南宋‘演义’之主要分野，正在于有无‘义’理作为主旨贯穿始终 ，盖所欲‘演’者，道德评价之‘义’也，即罗烨以为说话人的责任正在于‘讲论只凭 三寸舌，称评天下浅与深。’‘讲论’即‘演’，‘称评’者‘义’也。又言‘讲历代 年载兴废，记英雄岁月文武。’‘英雄’一语，揭示蕴含有明晰的价值判断；‘兴废’ 二字，则标示历史演进之因果链环。故‘讲’说者‘演’也，‘英雄’‘兴废’者‘义 ’也，从而形成了‘演义’一体，为当时‘讲史平话’的新潮流派。今观凡冠有‘演义 ’二字的讲史，无不以理学判断为其价值主干，就是这个道理。”(注：《“说三分” 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 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www.cass.net.cn/chinese/y-guangong/f16.htm)笔者多年以前曾有小文《<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演义>?》论及此节。(署名萧为， 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 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 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 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事实上，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中，金 庸不但大谈他对《三国演义》、《水游传》的持续阅读，而且谈到了对西洋“讲史演义 ”如《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布鲁达库英雄传》、《侠隐记》及《基度山恩仇记》等 的浓厚兴趣。在金庸小说里也不难找到这些小说的意象、间架或者人物叙事的变异。洋 为中用，不拘一格，这也是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有好事者罗列过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 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 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 诀》为清末。(注：《金庸小说的时代顺序》(http://www.its.caltech.edu/～awong/jin/.index.html).)所述虽多“查无实据”，但毕竟“事出有因”。亦可见他确有表现 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