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3)02-0016-04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时代课题就是社会、文化的全面现代化 。“现代化”是他们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构成了他们言说的巨大的文化语境，现代 化已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注定无法绕过的话题，甚至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意结 ”，他们的一切的思考、探索、失望、追求，都无可避免地是面对“现代化”这一“宏 大叙事”所产生的焦虑，他们的一切行为价值取向都无不从这里得到最初的说明。 一 “现代性”是个多值域概念，从词源学上讲，“modernity”(现代性)来自拉丁语的modo，意思是“现在”、“当下”，可见，在最初的意义上，“现代性”首先是指一种 与“传统”、“过去”相对的时间线性观念和历时进化思想。在“现代性”的诸多含义 中，“transformation”(转变、转型、转化、变化)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性内涵。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把“现代性”理解为“始于西欧17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 转变”[1](P4)，刘小枫则认为，“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分子 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2]。雷 蒙德·威廉姆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中的词汇》一书中坚持认为，“现代不仅意 味着比过去更好，而且它就是通过与过去(传统)的对立或分离中来确定自身的”[3](P6 )。在这些对“现代性”的理解中，都突出了“现代性”的比较性意义，是在进步/保守 、现代/传统、新/旧、理性/愚昧的二元对立中确立其内涵的，与传统的断裂、对抗， 已被视为是现代性的常态和存在方式，都不自觉地忽视了“传统”对于现代性的生成可 能具有的合理性意义。 然而，事实上“传统”并不仅仅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存在。哈贝马斯强调现代 性就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变化的结果”，“通过更新其与古代的关系而形成自身的”， 而并非完全是“断裂”；同样，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对现 代性所内含的“transformation”的理解，更多地强调了它的“过渡性”，而不是“转 变”(吉登斯认为，“转变”与“过渡”都包含有“变迁”的含义，但“转变”强调的 是“断裂性”变迁，而“过渡”则没有“断裂”之意)，在吉登斯看来，传统和现代并 不是完全对立的，“很明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延续，两者都不是凭空虚构出来 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 代加以创造”，“传统不会抗拒变迁”，传统“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他可以把任 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4](P4、33、1)。在 这个意义上，“现代”与“传统”不仅不是对立的，其自身就恰是由“传统”所建构起 来的。所以，“传统”并不单指向过去，同时也指向现在和将来；“现代”也并不单指 向将来，同样，它也指向“过去”。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选择时，同样表现出了各不 同的现代化理路。但无可否认的是，对现代化的激进性姿态几乎成了当时主流知识分子 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反传统”因此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本质特征。20世 纪初的文化巨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从道德、文化的角度 认定中国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其病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 都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已死的东西”，是“陈腐而邪恶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 比，已全面处于“屈败之势”，必须“根本扫荡”，中国社会要进步，就“非走西方文 明的路不可”[5]，这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从这种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出发，他 们认定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就意味着在本质上对传统的反抗和叛逆，这实际上已经设置 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尖锐的两极对立关系，在他们的现代化“方案”中，现代化意味着 文化形态的根本转型，意味着对中国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彻底摒弃。他们直言不讳而又理直气壮地宣称，“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 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并认为，“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 能相入也”[6]，被林毓生称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的“五四”运动，正是中国知 识分子在面对现代化选择时的一个“方案”。“五四”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基 本上普遍性地采取了“弃如土苴”的决绝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甚至 几十年后仍然坚持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7]。傅斯年甚至 说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四千年之久的垃圾箱”。这些“五四”文化巨匠们，大都接受 过西方文明的熏陶，立足于西方文化的价值尺度构筑着自己的现代化理念。他们大都以 历史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沿用“新”、“旧”的思维模式，坚持新优于旧、新取代旧的 价值判断，立足于“破坏”、“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生成的 可能具有的合理性意义。 “五四”文化精英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是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欲求相适应 的，他们在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构设着中国文化未来的现代化图景。他 们认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传统文化与 现代化是绝对不能同时并存的，必须全盘推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对整个文化体 系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和重建。然而，“五四”文化精英们的理论预设，却使中国文化的 现代化工程基本上变成了中国文化的西化工程。将现代化与西化完全等同起来，就如同 将现代与传统截然对立起来一样，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方法。现代化是一个涉及 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宏大工程，是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然过程，但这个过 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反传统”。“如此激烈的反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 上也是极为少见的”[8](P12)，林毓生曾指出，“无论由中国史或世界史的角度看，五 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9](P165)。事实上，19世纪以来 所有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表明，文化的现代化并不能自一个文化系统向另一个文化 系统进行嫁接和移植，现代化的最初的“基因团”只能在这个固有的文化系统内部产生 ，并经过创造性转换，有机地合乎逻辑地生长出来，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基因团”也只 能在中国文化形态的整合重塑中生长出来。“五四”文化先驱们，虽以进化论为思想武 器，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背离了进化论的历史发展有其“故事主线”(story line)的 观念，从而，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和建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