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03)01-0010-05 沈从文身上有苗族血统，但又是在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语境中写作，苗族与汉族 之间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联系，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在创作初期，苗族形象作为“ 他者”和“异类”进入沈从文的作品。其后，他取苗族本位立场，写出了一系列浪漫的 苗族传奇，把苗族文化作为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存在依据和支撑，并演绎了苗汉文化之间 丰富而有张力的对话与冲突。1933年以后，沈从文逐渐放弃了苗族立场，苗汉文化二元 对立的格局解体；他上升到全体的“中华民族”的高度，力图对近代以降，文化守成主 义思潮中滋生的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进行诗性的概括和整合：“匿名”借用了苗族资源 后，他在《边城》中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在战争背景 中，沈从文以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下层民众、自然及沉思者 的内心找到“生命”的能量，为民族和国家的浴火重生提供精神资源，对“中华”实现 了彻底的归依。 一 沈从文身上流淌着苗族的血液，他出生和度过童年的镇竿城(今湘西凤凰县)清朝时是 辰沅永靖兵备道所在地，此军事要塞当年专为镇压、防范苗民而设，这两点，给沈从文 了解苗族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苗族文化能够进入他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北 京文化界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介绍以及搜集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运动大有关系。北 大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周刊》热心征集各地方言、谣曲、传说，周作人、顾颉刚、钟敬 文、江绍原等人对民间文化作理论阐释，这些活动，使沈从文发现了湘西特异习俗风情 的文学价值，而苗族是这种特异风俗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他的作品中出现了 苗族人物形象。被徐志摩誉为“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的《市集》中，就有这样 的子：“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娟媚、又天真的青 年老奶(苗小姐)和阿雅(苗妇人)。”《福生》中写道：“许多小孩，正在围着那个头包 红帕子当街乱打筋斗、竖蜻蜓的代宝说笑……听几声从代宝口中哼出会把人笑得要不得 的怪调子。”《瑞龙》也写“扛着大的南瓜到肩膊上叫卖的苗代狗满坪走着”。《在私 塾》中，他写苗人“用山上长藤扎缚成的浮在水面走动的筏”，苗女“头上帕子多比斗 还大，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穿的衣服是一种野蚕茧织成的峒锦，裙子上面多按钉 银泡(如普通战士盔甲)，大的脚，踢拖着划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他还提到 苗族战士：“男的苗兵苗勇用青色长竹撑动这筏时，这些公主郡主就锐声唱歌。”沈从 文不无矫情地炫耀说：“君，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画呵!人的年龄不同，观念亦随之而 异，是的确，但这种又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形，我相信，直到我老了，遇着也 能仍然具有童年的兴奋!忘到这筏的走动，那简直是一种梦中的神迹!”那些小腰白齿、 胸脯高肿的苗族姑娘，瘦小的苗族代狗，还有头厨长帕，手拿包金镶银烟斗的苗族“酋 长”，给沈从文早期作品装点了浓郁的异域情调。 沈从文早期作品中苗族的存在形态，是颇值得玩味的。他身上有苗族血统，但他作品 却凸现了苗族作为“他者”的存在：苗族人仿佛异类，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成为“ 我们”观赏和感受的对象。责怪沈从文有自觉的汉族优越感其实冤枉了他，他只是直观 、感性地对苗族在家乡的现实存在进行描写罢了。他所出生的镇竿城，作为镇抚苗民的 军事机构所在地，只能给沈从文提供这样的观察视角。对于湘西以外的都市而言，他自 称是乡下人，而对苗民，他又是城里人，作为城里人，他看到那些住在城外，语言、装 束、生活方面与自己迥然有别的“生苗”，或进城赶场、做工，或被抓来杀头。此外， 沈从文在儿童时代受的是纯粹的汉文化教育，私塾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牌位，读《幼学琼 林》、《论语》、《诗经》、《尚书》，可以说，汉文化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苗 族文化的了解，除了对其风俗、习惯的直观感受外，大约还阅读过一些相关史志著述， 远谈不上真正的研究。苗族口头文学相当发达，有全面反映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习俗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等，但二、三十年代尚未整理成书，沈从文可 能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沈从文一方面像上述作品那样用夸耀而浮泛的猎奇笔调处理它 ，另一方面，他受城里人对“生苗”普遍轻蔑的态度的影响，也常常在作品中不经意地 把一些蔑称加在苗人头上，如“苗崽崽”、“苗老咪”、“老苗婆”等。 二 1928年初，沈从文来到上海。除去1930年秋至1931年1月约5个月时间，沈从文在武汉 大学任教外，他寓居上海的时间有三年多一点(1928-1931)。在这期间，他的创作发生 了一次飞跃，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沈从文1924-1927年北京时期写的湘西作品大多是回忆性文字。他写幼时栽花，吃腊八 粥，走亲戚，逃学，逛街等，寄托对往昔乡间无拘无束生活的思念，回忆中散漫着淡淡 的愁情别绪，具有文明笼罩下的感伤色彩和记实倾向。这一切，并不出鲁迅、周作人开 创示范的乡土小说、散文的格局和路数。而上海时期写的湘西作品，与城市世界在时空 上拉大了距离，着重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 在这种巨大转变的背景下，沈从文推一批苗族浪漫传奇：《月下小景》、《豹子·媚 金·与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神巫之爱》、《阿金》 等。以前把苗人作为异类加以甄别的情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叙述人的苗族立场和本 位。其中的苗人，比汉人在道德、体貌等诸多方面来得优越，苗人和汉人是对立的。与 之相应，在写作这些故事期间，沈从文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苗族血统。如1930年，他写 了《我的二哥》一文，说，“母系应属于黔中苗族已经有两次”，第一次是曾祖母，第 二次是祖母。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文里，他也说自己是苗族。他承认自己的苗族 身份，与他写苗族浪漫传奇的时间大致重合(1928年-1931年)，这说明，承认自己苗族身份与写苗族浪漫传奇，二者之间在精神上是相互支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