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有那样一类商品：款式考究，包装靓丽，但折卸开来，内里的构件和货色却是一 些舶来的膺品，或陈年的积垢。当下也有这样一类文章：中外古今，旁征博引，转换话 语，排铺词藻，令读者一时感到眼花目眩，但仔细读后却所获无几，甚至感到是对读者 的一种误导。今年《书屋》杂志第一期路文彬先生的《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一 文留给我的正是上述印象。应该承认，作者撰写这样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是下了一番苦 功的，这从文末开列的一百一十二条注文就可以得到证实。为了达到颠复鲁迅及其同时 代启蒙者的目的，作者不仅抬出了中国的遗老，引进了西方的尊神，而且连鲁迅笔下的 那些不值一嘘的人物，如“熊以谦”，“，鸣春”，“洲”，也都招募进了这支征伐大 军，一时给人以旌旗蔽空、兵精将勇的错觉。但对阵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仍岿 然不动，而在鲁迅身上试刀的理论家却落得个锋崩刃碎的结局。 路文彬在论文的第一部分耸人听闻地说：“应该认识到，由近代开始，中国百年来的 启蒙实践，一直就是单纯的批判理性实践，对于民族个性抑或文化质量，除了摧毁，几 无建设。所以，在启蒙这块专属于精英们的‘飞地’里，我们能够目睹到的只是一片废 墟，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恶的情感。”为了形象化地表述上述观点，他从闻 一多的《死水》中援引了以下诗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路文彬概括说，这就是中国启蒙者 共同的“死水”思维模式——“拯救不成，索性促其灭亡，于是认同转向怀疑，希望变 成绝望，热爱蜕变成了憎恨……” 路文彬把闻一多和他的新诗《死水》作为靶子，是完全找错了对象。闻一多的诗集《 死水》1928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而其中的代表作《死水》则是1926年4月15日刊于《 晨报副镌·诗镌》第3号。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闻一多认为伟大的同情心 是艺术的真源，于是正式提倡“文艺的爱国主义”。在《死水》这首诗中，闻一多宣判 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死刑，燃烧着的是挚爱祖国和民众的熊熊烈火。1943年11月25 日，闻一多在致臧克家信中反驳了“《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的流行说法。他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 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 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注：《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 993年12月第1版，第381页。)由此可见，闻一多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和诅咒，正是基于一 种爱国爱民的真情，一种极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作为一位“心有尧舜的心” “血是荆轲聂政的血”的卓越诗人，闻一多爱国主义的特征是一种理智的爱国主义。在 谈到自己跟《女神》作者郭沫若的区别时，闻一多明确讲过：“我个人同《女神》底作 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 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 能引他的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注：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1923年6月10日第5号。)如果说，闻一 多对郭沫若的评价允许见仁见智，但他的自我表白无疑是坦诚的，可信的。事实上，闻 一多进行的新格律诗实践不仅借鉴了西方诗歌的音节体式，又保留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 律传统，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全面革新而不是全盘否定。作为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的学术大师，闻一多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等领域都取得了创造 性的成果。在一部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和专著就多达 8卷。如果在闻一多的学术园地里目睹的只是一片废墟，那就恰好证明自己的视觉发生 了严重障碍。 认为中国现代的其它启蒙者“除了摧毁，几无建设”同样是不公正的。在欧洲，文艺 复兴的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亦然。不过，从十四世纪初 期至十七世纪中叶，欧洲的文艺复兴至少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漫长历程，而中国的文艺复 兴严格说来却只有十余年的历史。蔡元培先生在1935年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中正确指出：“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 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 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 抵欧洲各国的百年。”这是一件多么值得令我们民族骄傲的事情! 路文彬从五四启蒙者身上感到的只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恶的情感”，认为这场运动 产生的效果“令人尴尬”，而此刻摆在我案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就是胡适选 编的《建设理论集》，其中不仅有白话文法理论、应用文理论、新诗理论、戏剧改良理 论、短篇小说理论、新式标点理论、拼音文字理论，而且还包括了思想革命理论、心理 学理论等等。其中心理论，一是关系文字工具革新的“活的文学”理论，二是关系文学 内容革新的“人的文学”理论。近些年来，有些青年学者患“食洋不化症”，“理论失 语症”，面对五四时期理论建设的景观，应该感到尴尬的究竟应该是谁呢? 对于粗知中国现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人来说，一一列举五四启蒙运 动的业绩完全是多余的事情。仅在被旧营垒攻讦最猛的“整理国故”领域，所取得的成 果也是不容低估的。首倡文学改良的胡适不仅在古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醒 世姻缘》)的考证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而且在整理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文学史方面也做 出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钱玄同撰写了《文字学音篇》《国音沿 革六讲》《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刘半农撰写了《中国文法通论》《中国 文法讲话》《四声实验录》，是众所周知的文字学、音韵学大家。被一些学者目为五四 时期激进主义代表人物的鲁迅，也不是借破坏传统文化来逞一时之快。他不仅留下了《 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这样至今仍葆学术青春的著作，而且辑校古籍(如《 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小说旧闻钞》等)多达五十种，真正继承了 清代朴学的优良学风。我们不但能从鲁迅作品的话语层面发现他跟庄子、屈原之间的承 传关系，而且能从他作品的深刻内容感到他跟魏晋思想的高度契合。即使是高擎“文学 革命”大旗的陈独秀，后来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无暇顾及旧文化的改造，但晚年仍 为我们留下了《文字新诠》(原名《小学识字教本》)这样的文字学专著。事实上，五四 启蒙运动的大师们都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抨击的主要是作为传统一部分的封建礼 教和家族制度，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们批判旧文化的积弊，是为了创造新文化 的新因。正如胡适所言：“祖宗生在过去的时代，他们没有我们今日的新工具，也居然 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遗产。我们今日有了祖宗不曾梦见的种种新工具，当然应该有比 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绩，才对得起这个新鲜的世界。”(注：胡适：《信心与反省》， 《独立评论》1934年6月3日第103号。)在这批冲出旧樊篱、开辟新天地的勇敢的启蒙者 面前，那种“食古不化”而只想一味抹杀前人的人难道不应该羞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