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3)03-0035-04 一 孔范今在《文化变革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谈到新文学对外国文化的广泛借 鉴时，曾经提出一个“原型移植”问题，指出：“论及这类问题时，则不能不涉及到一 种独特的借鉴方式，那就是李金发和‘新感觉派’诸人对象征主义和新感觉主义的‘原 型移植’的尝试”，并说：“恰恰是他们这些‘现代派’的引进性实验者，在文艺本体 的意义上把对域外异质文化的引进以实践的方式推向了极端。”孔先生在这里提出的“ 原型移植”及其引进性实验的独特意义两个论题给我们很深的启发，当我们探讨具有留 学背景的现代作家对新文学建设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总结新文学在吸收外国文化的经验 得失时，现代文学史上“原型移植”的历史实践，实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总的说 来，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对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引进有多种方式，普遍性的作法是综 合式吸收，选择性借鉴，进而消化融解，为我所用，“原型移植”只是其中较为极端的 一种方式。然而我们发现，正是这种较为极端和另类的方式，为现代文学的全面发展开 辟了一块独特的天空，为外来文化的深度吸收进行了种种有价值的实验，并且以自己的 成就、弊病和局限为现代文学的建设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启迪性的案例。 对外国文艺的“原型移植”有很成功的例子，比如留日学生对“欧洲式话剧”的移植 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典范。中国自古没有话剧，我们所说的现代话剧形式是真正意义上 的“舶来品”，由留日学生组成的春柳社的话剧创作和演出为中国话剧体式的创立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身居国外，他们直接受到当时日本新派戏的熏染、影响，得到新派 戏剧家的指导。日本的新派戏是相对于传统戏剧歌舞伎而言的，它的生成是西方戏剧影 响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田汉说：“……较正规地介绍欧洲式话剧的，从我留日学生 组织的春柳社算起较为妥当。”[1]春柳社编演的这种“欧洲式的话剧”，最具代表性 的是1907年继《茶花女》之后在日本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在体式上，它已基本具备 现代话剧的主要特点：首先采用了话剧形式。“整个戏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 ，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当时采取的是纯粹的话剧形式”[2]。这里所说的朗 诵，是指那种传统戏曲中极为流行的韵白。这就将现代话剧与那些把“唱、念、做、打 ”融为一体的传统戏剧形式划出了最根本的分野。另外，有了较为完整的话剧演出剧本 ，这是我国早期话剧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剧本，使话剧体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有了更为 现实的可操作性；设置了表演的主要目标，即围绕统一意图选择、组织材料；在动作发 展上，剧作初步显示出张驰有度的节奏感。以上种种是“欧洲式话剧”最基本的要求， 春柳社较为系统地将其统统“移植”过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春柳社等话剧团体的话 剧演出实践，在我国逐渐确立了“移植”西方话剧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形式的文体观念， 逐渐抛弃了最初在改革者中占主流地位的还是以西洋话剧精神来改造传统戏剧的思路， 人们认识到那类有唱的所谓新戏“止可谓之过渡戏，不可谓之新戏，新戏者，固以无唱 为原则者也”。这表明，人们已注意到，创立现代话剧与改良传统戏剧是完全不同的两 个概念，并坚定了话剧应走“移植”之路的观点，从而为话剧事业在中国的发展铺平了 道路。相对而言，话剧的“移植”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移植”都这么顺 利，尤其是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和创作方法的“移植”，特别是“原型移植”。 我们认为，所谓“原型移植”与一般意义上的学习、借鉴和吸收还是不同的，相比而 言，它是对外国文化较为完整意义上的一种观照和理解，是倾向于尽量“原汁原味”的 一种吸收和引进。文学史上，对许多外国文艺思潮都有一个学习、借鉴和吸收的过程， 但真正表现为“原型移植”的却不是很多。有人在评价戴望舒时说过：“他站在李金发 们的失败之点上起步前行。他把中国人欣赏的意象、意境与法国象征意象的技巧结合在 一起，显现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把中国晚唐五代诗词中，表现男女恩恩怨怨的细腻微 妙感情，追求韵外之音，味外之旨，‘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风 ，与法国象征派特别是魏尔伦所追求的朦胧闪烁，漂浮不定的色彩焊融为新的整体，使 诗作臻于作者所追求的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的之间的艺术境界；取中国古诗的平仄、韵 律和‘可吟’之长，与法国象征诗独特的音乐美，创造出惊人之作《雨巷》，接着又突 破了‘雨巷’的藩篱，使诗的主旋律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上进入高度自由的天地。”[3] 这段话无疑是对戴望舒诗歌创作的高度赞赏，我们也可理解为对戴望舒、李金发不同创 作风格的一种界定。诚如作者所言，戴望舒是在李金发失败的基础上起步的，所以戴望 舒所具备的恰恰应当是李金发所缺少的。如果说戴望舒的诗歌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 李金发的诗歌则更侧重于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如果说戴望舒的创作是融汇创新的话，李 金发更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原型移植”。正因为如此，胡适曾批评李金发的作品晦涩难 懂，说这样的诗是一个使人难懂的“笨迷”，任钧则直截了当地说，读这样的作品“好 像在听外国人说中国话”，“读了也等于不曾读”[4]。同样的话杜衡在评价“新感觉 派”主将刘呐鸥时也曾说过，他说刘呐鸥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 点”。抛开这些批评的情绪因素不管，单就他们的艺术感悟而言，还是很准确的。我倒 不太同意将这些缺点归结为作者艺术上不成熟的说法，即使作者本人这样认为，甚至“ 悔其旧作或悔其少作”也是一样。我们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缺点也可能是特点，不 成功也并不意味着无价值，甚至是很重要的价值。 二 下面，我们仅以李金发、刘呐鸥、冯至三位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为例，分别将他 们对象征派主义、新感觉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原型移植”进行若干分析。我们以为， 留学背景与“原型移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现代作家留学背景的诸多因素渗透于他 们对西方文化思潮“原型移植”的方方面面，而这种“原型移植”又对现代文学的引进 性建设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