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3)02-0194-06 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传统文 明在生活中刻镌下鲜明的印迹。中国20世纪文学在反映这种社会转型时，也表现出鲜明 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民间化特色。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出一批 承载时代变革、反映人物命运和心声的平民典型形象。祥林嫂、骆驼祥子、王玉生、李 双双、陈奂生、曹杏花等人物形象，贯通百年，代表着中国文学的骄人成就，蕴涵着不 同时代平民阶层的心声与追求。归总这些形象的内涵特征，可以“乡里能人”概括称谓 。回眸百年，会发现这样一个颇富启示力的线索，乡里能人在时代大潮中的挣扎、奋争 、浮沉的过程，恰恰构成中国平民百年命运的历史写照。而不同时代作家们立足特定时 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赋予这些形象以鲜明的时代、文化内涵，形成了三种价值视角的 审美书写。 所谓乡里能人是指身处传统农耕文明氛围中具有较为聪慧头脑、出众技能，迎合时尚 且善于把握机遇的平民，他因个人睿智、时代机遇和环境条件三者交合作用而成为乡邻 敬羡的“能人”。“时世造英雄”，没有时代变革提供的机遇，仅凭个人的小才能很难 成就什么“功名”；没有地域环境条件的有力推促，个人也很难在当地形成“气候”； 没有洞察时世的锐利目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乡里能人也不能擢升一级，成为人们敬 羡的民间权威的。[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里能人的“身世”好似一部平民奋争的 社会史，从中往往能够映照出时代风尚、社会形态、地域风情，以及民众生存的历史。 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使乡里能人真正成为民间文化和边缘视角下的平民代表。 乡里能人是一个与民间权威相联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第一，乡里能 人聚现了血亲与地缘关系。与民间权威相比，乡里能人所生存的空间相对狭小，多在血 亲关系波及的地缘内活动。在中国宗法制社会中，血缘是一种超越繁衍关系的社会结构 ，具有稳定的社会力量。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 影，不分离的。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P380)乡里能人正是与地缘内平 民百姓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才使他把握机遇的才能得到乡村里巷民众的羡慕、敬佩，产 生趋同和仿效的意愿。与之相比，民间权威的影响往往超越血亲关系和地域的局限，他 们的威慑力和感召力也要比乡里能人的敬羡心理强烈得多，因此说，权威是社区的领袖 ，而能人不过是村落里巷中的“大佬”。第二，乡里能人具有中介转换的身份特征。乡 里能人是平民走向权威或衰败为贫民的中介。平民是民众的主体，他们的聪明才智被日 复一日的劳作之累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当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因把握住了时代变革和地 域条件的契机，以自己的才能智慧超越一般民众的时候，他就因此而成为乡里能人，被 众人敬羡和信赖。当他继续丰富着他的经验，发展着他的业绩，并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 影响力，比如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因遵循传统或因打破“枷索”成为民众眼中的行为 楷模时，他就会一跃而成为民间权威，成为民众佩服和乐于服膺的人。也就是说，乡里 能人是凸露于平民中的强者。同样，一个曾在社会上显赫一时的权威，亦可因时势的变 化，个人权力的丧失，传统力量的衰降等原因，由民间权威颓为“乡里能人”，甚或进 一步“跌”至“贱民”。第三，乡里能人是平民的典型。平民泛指普通百姓，有别于官 家、贵族和特权阶层。乡里能人最具平民特征，无权、无势，被人统治。在这一点上， 他明显区别于民间权威。民间法理权威尽管是指官位低微、特权不大的人，但他与乡里 能人比起来，仍然显得有权势，有地位，可以主宰当地百姓的生存秩序。乡里能人作为 普通百姓的代表，既能体现民众的愿望、意志和要求，又能反映出他们的地位、权益和 悲欢，是文学反映民众疾苦、百姓愿望、民间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型。 根据作家选择提炼民间文化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可以把20世纪中国作家对乡 里能人的审美描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与历时态嬗变的社会体制、时代背景 和作家观念相一致，实质上构成了三种审美价值视角。在每种价值视角下塑造的乡里能 人形象虽然独异鲜明，但其价值取向又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从而形成了乡里能人审美形 象的价值母题类型。 启唤与救助：启蒙知识分子视角与启蒙形象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强精英意识的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目睹民族陷于危亡之中的苦难，力图以文学(乡里能人)形象来启唤民众，挽救国家，重 建民族文化。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抱着基本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对现实生活采取了阶级 斗争的立场或借助西方哲学文化，搜集、挖掘民间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取得现代审美 批判的价值尺度；或借助科学民主思想，以启唤民众反抗暴政救国自立。除了20世纪前 40年的乡里能人形象，新时期“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部分乡里能人形象也具有 这种价值内涵。 纵观启蒙能人形象，会发现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大多数启蒙作家在创作中所刻意表现 的，不是这些能人的发达和能干，而是他们在那强敌入侵、内患不息的社会中，麻木消 沉、被迫没落、由能人衰降为贫民或“贱民”的情态。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 风波》中的七斤、《药》中的华老栓，茅盾的《春蚕》、《秋收》中的老通宝，《林家 铺子》中的林老板，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都是当地能够自立的能人。祥林嫂 两次组织起家庭并过上美满生活，她显然要比一般山乡妇女更能承受生活压力，鲁迅所 要表现的是这个乡里能人被传统信仰文化迷乱所致的惨死。女人在那种“祖规”森严的 社会里，改嫁与丧夫被指责为“命硬”与“克夫”，被看作“不洁”与“不吉”的“扫 帚星”。正是在这浓重惊人的民间文化信仰氛围中，原本以血缘与地域关系凝聚紧密的 “乡亲”，对祥林嫂犹避污秽唯恐不及，尽失往昔的亲缘关系，祥林嫂呼天不应、呼地 不灵，惨死在辞旧迎新的喜庆节日里。七斤一篙撑船城乡间，信息与见识使他比乡邻更 显能人相，然而受封建愚昧的等级观念的制导，他却被赵七爷的长辫有无撩绕得心绪不 宁。华老栓开得起偌大一座茶馆却糊涂地以革命者之血医治儿子小栓的痨病，终落得个 儿亡己衰的悲剧。鲁迅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虽然宣称自己是个阶级论者，但在 具体创作中，他并非只专注于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和科学民主式的启蒙，他那触角敏锐 的思想从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中探寻到了民众自身愚昧麻木的非阶级根源。社会的黑暗 ，民众的疾苦，只是一个表层现象，造成民不聊生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吃人”性， 是它使阿Q贫困自乐又稀里糊涂地命丧反革命刀下，是它使祥林嫂、华小栓死在愚昧之 中。传统文化及其等级观念制导了民族及其传人的社会悲剧，而民间民俗文化的滋养， 阶级观的导引，又使鲁迅等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穿透了阶级压迫的表象，洞察出造成中国 民不聊生的实质，使作品更多了一层文化反思意味。因此，鲁迅创造出的乡里能人形象 ，决非简单的知识启蒙或阶级启蒙的载体，而是思想文化批判的武器，充分显示了知识 精英启唤民众、救助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