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3-0110-10 前言：局限分析与文学穿越 什么是“文学穿越”?“穿越”不是摆脱，也不是优于，更不是打倒、取消和轻视，而 是“不仅仅限于”。不限于就是类似于我们进北京故宫，你需要先进第一道门，然后进 第二道门，再进第三道门，这就是穿越。中国文化人的努力是平面的，而不是台阶式的 上升，更没有一个优于“此岸”的“彼岸”在那里，而是不断地穿过一个一个门槛，达 到最深处。而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相当一部分作品没有达到 那个深处，更多是在跨过第一道门槛就结束了。所以作品的内涵要么是政治性教化的， 要么就是停留在世俗层面的，要么是欲望和情感宣汇的，要么就是西方观念与形式层面 的，并形成新时期文学的三个文学性贫弱的特征：政治性控诉、情感性思考、异域化形 式与观念。而这个最深处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独到的理解，由此外化 出自己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这个理解的最高层面是哲学——它一方面穿越的是政治 和文化，并通过政治和文化走向人类关怀，另一方面穿越的是既定的各种世界观，建立 起作家自己的世界观，陀斯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是因为他建立了自 己对世界的理解，对善与恶作了不同于他前辈的西方作家的理解。他的《罪与罚》就有 这么一个启示功效。而昆德拉则对存在主义哲学做了不同于萨特与加缪的理解，建立起 自己的小说哲学和小说价值观。又比如海明威写《永别了，武器》，对战争有着非常独 到的理解，他的解释是战争根本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所有战争都是罪恶的，因为战 争就要死人，死人本身就是罪恶，所以诺贝尔和平奖的目的不是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 战争，而是不要战争。因为正义和非正义按照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路是说不清楚的。谁 不把自己的战争说成正义的战争呢?所以对海明威这个问题的拷问在今天依然让我们振 聋发聩。他逼着我们对这个问题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思考。所以我提倡的是“切问远思” 而不是“切问近思”。我觉得我们缺乏一种从眼前的问题问起，然后追问到远方的意识 与能力，这叫穿越。而本文所要做的，就是依据一个作家应该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独到 的哲学性理解，来看中国新时期“伤痕文学”阶段几部轰动性作品所存在的思想性和文 学性局限。 一、《伤痕》：对政治性情感的依附 这部作品的作家是卢新华。作品当时发表在《文汇报》，一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基本上是街谈巷议。由此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后来评论界就把中国文学新时期 的第一阶段称之为“伤痕文学阶段”。这篇小说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主人公王晓 华，她的母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她和她自己的母亲划清了界限，当初很多子女都和划成 右派的父母划清界限，没有办法，不划清界限就不能入团、入党。小说写到粉碎“四人 帮”以后，王晓华被允许去看她的母亲了，她一路上就回忆起和母亲在一起的生活，包 括和母亲怎么划清界限，非常感伤，非常渴望想见到母亲。到了车站，一下车，她听到 了母亲刚刚去世的消息，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作品的目的显然是在控诉“四人帮”对 人性、人情的摧残，对整个青年一代身心上的摧残。那个时候每个过来人不同程度上都 有类似的遭遇和经验。这种控诉类似中国农民上台斗地主的情形，情感成分相当强烈。 但是这个情感成分是一种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很容易唤起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的男男 女女老老少少的共鸣的。因为每个人都逃不了政治生活，隐居、独善其身、独坐书斋， 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生活是通过你不关心时代、不关心社会、不关 心政治问题来配合现行政治的延续，是以知识分子丧失了对社会的影响力来默许现行政 治的。所以中国的儒、道、释结合得就是这么巧妙——儒家介入政治，道家脱离政治， 但其实是配合了政治的运行，默许了政治现实的合理性。 但卢新华的这个小说，我的基本判断是就政治写政治，就政治情感写政治情感，整体 上是依附于政治的。只不过他依附的是一个新的、具有西方人道主义色彩的新的政治， 并演变成一个有号召力的、能唤起普遍共鸣的政治化文学思潮。“伤痕”，既是过去政 治制造的，而且也是从新的政治角度所作的判断——“非人”的问题如果只是理解为是 一种“伤痕”，其反思就不可能触及体制乃至文化上的问题，因为后者已经不仅仅是“ 伤痕”问题。以此为目的，这篇小说说出的只是一个人性化的政治，因此小说在当时很 大程度上发挥的是政治性的影响。但除此以外，这篇小说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就少之又 少了。这是这篇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陈旧的主要原因。 首先，在对四人帮的反思上，由于控诉的情绪要求大于思想的追问，作者就忽略了这 么一个问题：就是“四人帮”是谁造成的?“四人帮”这个概念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文化 专制主义、思想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高度统一。他们通过愚民政策实行专制，而 且只有通过愚民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对专制我们如何去理解?是不是控诉专制我 们就完成了对专制的否定?是不是扫除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我们就完成了对文化大革 命和大批判的否定?我的回答是“不”。因为在“四人帮”时期，“专制”是无处不在 的土壤。我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专制的血液，而且粉碎“四人帮”以后也不见 得就消除。当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并且一定要别人接受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程度的 专制倾向。其实中国在文革时期，大大小小的角落都有各种“四人帮”，都有“四人帮 ”式的情结。所以再往深层思考，中国的文化就有这个问题，而不仅是极“左”路线时 期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这种批判到最后就应该是我们的自我批 判。如果我们肯定鲁迅，那是因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备自我批判意识的作家； 而我们称赞巴金的《随想录》，很大程度上也是赞同文革结束以后他在自我反思、自我 批判上的坦率和勇敢。遗憾的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中，所有的批判不是对“ 四人帮”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总之是要外在事物来对我们的创伤和灾难负责。甚至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思路也是无处不在的——出了一件事，我们总想把责任推给 别人。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直接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从来是指向社会，而从来 不指向知识分子自己用以启蒙的“知识”本身或知识分子本身。不用说“四人帮”横行 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多半都成了苟且偷生者。而这种苟且偷生，在客观上其实是助了 专制的一臂之力的，也就是帮助王晓华成了王晓华了的。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 高压时没有考虑以适合的方式说知识分子应该说的话，这本身就是应该被批判的——这 个批判工作被悬置，我们对“四人帮”的批判肯定就是肤浅的。这种肤浅表现为我们在 文化上没有将自己看成专制土壤的一部分，结果在揭批“四人帮”时站到了这个土壤之 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