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2-0006-11 2.十七 年文学。从左翼文学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进一步“方向化”发展趋向来看， 十七年国家文学依然是在某些左翼文学观念被不断“强化”、“合理化”、“政治化” 、“工具化”之后形成的文学形态。在考察主流“官方”文学的同时，分析其隐蔽于作 品中的“民间立场”，也可以看作是在追寻某些作家文学现代化努力的“潜在声音”。 因为在我们看来，在一种强大的绝对的文学主流话语的垄断之下，作家创作中的某些“ 民间性”，就是另外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自身特点 所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文学与文学现代化之 间的既相互一致又相互矛盾的复杂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当代文学”，是 现代文学的继续。在50～70年代(“文革”是一种特殊)，这30年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 一脉相承。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 次文代会“突出、重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介绍，而把原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 经验的总结和介绍客观上仅仅摆在了陪衬的位置上”(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102.)。这为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文学定了调门。当代文学 开始了其“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的文学规范自然与要求“多样化”的现代文 学意识相冲突。所以，十七年文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只能从文学创作中隐在的“民间 性”(另一意义上的现代性)中去探寻和把握了。 十七年文学历史中，历经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 批判、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 文学思想的批判，1955年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规模批判，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 ，1957～1958大跃进时的大放特放“文艺卫星”的新民歌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艺界的 反修斗争，“文革”中反对“文艺黑线”斗争，等等。因此说文艺界是左倾思潮泛滥受 害最多最深的“重灾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经历了一次次政治风雨 而还能保持对文艺的挚爱和创作生命力的中国当代作家，非常令人钦佩。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证明了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放胆批评创作中架在作家、 艺术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的文字，其本身更像是一把把寒光逼人的“刀子”，并 且将在今后很长的历史中，继续戳扎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灵魂，促使他们直面复杂 的现实，肩负起艰巨的文化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作家 队伍、领导文艺运动的方式、作品的基调，都和解放区相似。主线就是工农兵方向，以 阶级斗争为纲，为政治服务，写重大题材，表现英雄人物。艺术上则提倡民族化、本土 化、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对世界文学，则逐渐走向文化上的自我封闭状态。现实主义依 然是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但因为“争论”并不是按学术争论或文艺争鸣的“牌 理”出牌，而是动辄“上纲上线”，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文艺争鸣”更多的是 “解经式”讨论。文学和文学家的个性不复存在。作家失去了艺术个性，代表时代和社 会发言，而且只能有一种声音。“文以载道”以新的面目登场，演出了一出出反文学和 反现代化的悲喜剧。文学现代化的要求只能在民间艺术形式里得到有限的体现。文学历 史到这里，也就淡出了现代化追求的历史进程。 文学就是宣传。宣传就是“载道”，“载”的是理想精神、英雄主义、阶级斗争、兴 无灭资、抑制个人之“道”。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经过解放区文学的“改造”而“规范 化”之后留给十七年文学的真正精神遗产之一。图解政治、配合运动和斗争，塑造理想 化人物，展现时代的“激情”、史诗品格等诸多“文学脚镣”赋予文学以“组织社会生 活”的强大功能。在这种被夸张了的文学力量(“利用小说反党”)背后，文学自然已出 现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征兆，为“文革文学”登台亮相埋好了伏笔。这在突出体现了 这一时期创作实绩的“中心作家”的创作中，已经有所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现 代化，更多地体现在作家作品中发自内心深处的民间立场上，即如前文指出的：在一种 绝对垄断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规范下，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性就是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 现代性”。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的《创业史》，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通过 对这一个案的具体分析，将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不断僵化的左翼文学观念，怎样一 步步影响了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创作，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追求，又是怎样一个充满曲折反 复而异常艰难的历程。 在花了一定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业史》文本研读之后，我们倒是比较倾心于一些研究 者的看法了：“像《创业史》，柳青难道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吗?他既要按照政策虚 构梁生宝这样的英雄，又要写出梁三老汉来曲折传递农民的信息。但现在看来，这部小 说的价值就是在真实地写出了梁三老汉，而且描写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时寄予了极大 的同情，而不是站在官方立场上对农民最神圣的感情持嘲笑的态度。合作化运动从改变 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理想来说当然是对的，可是这显然超出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农 民的接受能力。结果是影响了生产力而不是提高了生产力，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注：陈思和.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梁生宝这一英雄人物的塑造以“现代”对“人”的基本观念去理解，更是充满了“时 代烙印”和强加于他身上的“非人性因素”。人性尺度、人道主义立场是伟大作家所坚 守的“文学良知”，也是文学这一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灵魂的艺术形式存有价值的基本品 格。而在《创业史》所塑造的英雄人物身上，我们却真切地感受到当具体的人已异化为 抽象政治理念工具符号时的人性缺失，有甚于鲁迅笔下强烈批判的“看客”，让人备觉 阴冷和绝望。虽然作家以细腻而极富才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梁生宝高瞻远瞩、公而忘 私、特立独行、敢想敢干的优秀品质和性格特征，但是体现于叙述细节中的梁生宝，却 是一个唯上是从、缺乏独立思想、寡恩薄义、对政治教条有宗教般狂热的“阿Q式的农 民”，只是他获得了“造反”、“革命”的许可证。他是新时代的农民，“新”在他有 了翻身的要求和实际活动，而在“新”生活对他的不断磨炼中，他也越来越不像是生活 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那个“人”了。柳青的现实主义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 。不仅作品的整个基调充满理想色彩，作品中的主人公，“理想精神”也是他们性格中 必不可少的元素，这是深受30年代左翼创作影响的。比如第一部“梁生宝买稻种”的第 五章，作家这样写生宝的心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