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评选结果已揭晓，但文学面临的困惑仍在继续。 此次评奖确有一些令人激动的事，比如发现了像潘婧《抒情年代》和方方《奔跑的火 光》这样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抒情年代》很能打中当代文学的要害，即许多作家写作根据的失落。潘婧在书中引 了叶赛宁批评马雅可夫斯基的话——“是为了什么而写，不是由于什么而写”——来建 立自己的确信，这是很有意味的。“为了什么而写”，根据是外在的，而“由于什么而 写”，就有某种内在的不得不写的冲动。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往往看不到这样的冲 动，他们写得很多，很快，但恐怕就连他们自己都不太清楚“由于什么而写”。潘婧是 一位有胆识的作家，她用杜拉斯式的沉郁缠绵的语言对自己一代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老三届”)共同的生活经历作出了和以往流行的诗歌小说迥然不同的描写。她认为“ 文革”中那些地下诗人、地下作家(有人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70年代末、80 年代初一旦浮出海面，他们那些被广泛接受的新作就几乎无例外地在一种不可知的外力 作用下纷纷扭曲、变味，他们对自己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文学讲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 诉求都有些失真。潘婧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她写当时白洋淀和北京两地一些文学青年的 小圈子的生活，其价值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真相。真相随时间的流逝而模糊，某 种意义上已无法重建。重要的不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而是讲述故事的时间，潘婧在逼近 真相的过程中将事后长久的回味与咀嚼固执地放进去了，她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深刻地打 上了个人生命的印记，这样的印记就获得了我们一直所说的“文学性价值”。《抒情年 代》显示了文学的某种高贵品质。文学没有人可以垄断，特别在网络时代，谁都可以用 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但这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写好，要想写好，就得有潘婧这样洗练的 语言，和相当深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修养以及训练有素的写作技巧，特别是在话语的丛 林里找寻属于自己的那片绿叶的精神。 《奔跑的火光》写一对青年农民的愚昧，作者写得多么丰满，多么传神!我们的文学随 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很多题材没有写透，就急急忙忙搞出一大堆新 东西来自我满足。方方不是这样，至少她这一篇写的是旧东西，是虽然有一点开放和进 步的中国乡村依然如故的愚昧。这看上去好像和现在方兴未艾的都市文学以及一些更大 的题材和更强有力的时尚接不上去，但仔细一想，愚昧至少也是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之 一吧。小说中的人物非常愚昧，愚昧得让你生气，但你没办法。主人公也想跳出去，但 很多人把她的腿拉住了，而且她也无法摆脱自己的愚昧。很多愚昧聚在一起，只能走向 覆灭。这是可怕的愚昧，导致灭亡的愚昧。昆德拉说《包法利夫人》最大的价值在于发 现了欧洲人的愚昧，在中国，鲁迅是最喜欢发现愚昧揭露愚昧的作家。方方这部小说是 对这个传统——发现愚昧的文学传统的继承。这个传统还远远没有结束。 潘婧写六十年代的旧事，方方写落后闭塞的中国农村年轻的妻子怒而杀夫的一出悲剧 ，这都不是一般理解的当代生活的重大题材，可见文学的思考基于作家自己感受到的精 神问题，不一定非要写眼前即时的重大题材。和当代精神关系密切而重大的往往倒不是 眼前的大事，而是过去的细故，是“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人与事。 如何抓住当代精神线索中的关键，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作家的“写什么”与“ 怎么写”的问题，最终还要靠个人的体验，而不能靠潮流的裹挟或时尚的牵引。追求大 家都在写、书商都在炒、评论家都在提倡甚至读者们都在争看的题材和风格，并不能保 证文学上的成功。作家要有独辟蹊径和奋身孤往的勇气，但这正是我们比较缺乏的。这 次评奖，把原来两年一度改成了三年一度(2000-2002)，时间拉长了，收获却并不见得 如何丰实，这说明当代文学虽然在社会支持的力度上绝不逊于从前，但社会支持无论如 何代替不了作家的独立创造。首先不是社会支持不够，而是文学观念本身的一些问题， 令我们的文学仍然难以走出低谷。 在物质兴趣高奏凯歌的时候，文学赖以发生的资源与动力，即独立自由的精神生活， 正经受着试炼。我们在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精神生活的强大自治与自律，并没 有因为物质世界的茁壮生长与外部牵制的相对宽松而立刻出现，这说明精神并非注定要 围绕物质而旋转，物质会影响精神，但恐怕谁也不能证明物质可以直接制造精神，精神 生活自有其源头。有人把精神视为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产物，“仓禀实而知 礼仪”向来被封为不刊之论，这恐怕是古人太把人当作被教化被驯养的动物来看待的结 果。只有真正关心人的精神、灵魂和情感世界每天发生的不安与骚动，才能为文学重新 奠定坚实的基础。 社会思想一旦出现大波动，大震荡，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把眼 睛睁得滚圆朝外看，不肯或根本忘记了还应该朝自己看，朝自己的内里和深处看，似乎 问题只是出在外面，出在社会上，文化上，与自己的内部生活无关。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连作家们都喜欢从国际政治和经济学、社会学之类宏观角 度看问题，好像不这样就找不到行动方向和写作根据了。相比之下，他们很少把问题纳 入乃至还原到同时代普通人特别是自己精神情感的体验上来。许多人丢下文学，开口闭 口经济学分析、社会学研究，动辄权力、资本、本地化、全球化……对这些宏大问题的 浓厚兴趣本来就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未曾给予认真反思的可疑的传统，这个传统也许一直 就从根本上限制着我们进入文学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