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3)02-0082-10 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或生成机制，大学中文学科实质上是作为现代人文精神的生产基地 和重要传媒而存在的。正如吴秀明先生和姚晓雷在前边已经提到的那样，现代大学中的 中文系事实上承担着继承传统和创造传统的双重使命，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意义在于提 供服务于当下文学健康发展的现代精神资源；而且这种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专业 设置和教学机制得以实现的。其中当代文学专业的设置，尤其是作为教材的当代文学史 写作，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强烈的。在中国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大社会背 景下，它首当其冲地承担了知识分子人文传统重铸和传承的责任和使命，它对当代文学 形态的概括与梳理，对作家作品取舍与评价及其所表现出的观念和立场，总是以规范化 的形态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立场和审美取向，并最终形成一种普遍话语渗透和作用于文学 体制。因此，如何使这一专业教育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更为积极健康的影响，更好地 承担起现代人文精神的继承、重铸和传递使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此，我想仅 就目前引起广泛影响的两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即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教程》和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文学科构成中的一个专业，它从设立之初起就不是为传授 某种固定的教条和技术性的知识而存在的，而是以贯彻“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 学”为宗旨，以科学民主为本位，传承和探索人的现代精神，为新文学提供强有力的精 神支撑的。具体而言，便是在训练学生对文学自身审美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向他们传递 现代人文精神并以之贡献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实践。其教育目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 而不纯是知识层面的问题。在中国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当代文学是整个现代性“总 ”学科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经历了种种曲 折，但它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 桎梏，追求人性的自我解放、国家的民族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 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 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 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集体性的精神过程，即使在20世纪 已结束的今天，文学的历史仍将一如既往地向新的未来深入推进下去。而代表着中国现 代性走向的“五四”新文学精神也将依然作为未来文学的基础性精神资源而不断地发展 延伸下去。因此，在我看来，作为教材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就应该别无选择地坚持和深化 这一精神立场，而不应该以何种理由忽视或放弃这一立场，否则，不仅游离了当代文学 史的教育宗旨，还会影响到这一学科的固有价值，因而也就难以给当代文学发展以积极 的影响。 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下称陈史)和洪子诚先生所著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下称洪史)之所以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赢得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反响，正 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摆脱了长期以来政治话语对当代文学的严重桎梏，不约而同地坚持 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精神立场。陈史在《前言》中就明确指出：“中国20世纪文 学史在本世纪所产生的历史意义不是孤立的，它是在中国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大社会 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与其他现代人文学科一起承担了知识分子人文传统重铸的责任和 使命。”陈思和先生认为这样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既融化在具体作家的复杂命运和作 品的美学精神之中，又是抽象地体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继往开来的精神传统之中。”因 此，他要求本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与实践中超越职业性质的劳动岗位，慢慢地摸索知识 分子的精神立场”，“继往开来，薪尽火传”。基于这种精神立场，他把当代文学的发 展历史概括为“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抗战以来所形成的战争文化传统相互冲突，相互补 充的辩证发展过程。而在对这一过程的具体描述中，他的价值天平始终倾向于前者，他 对“潜在写作”的挖掘与张扬，极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胡风、沈从文、张中晓等， 以及文革中“地下文学”的作者，他们写作的“异端”姿态正是流淌在他们精神血脉中 的“五四”启蒙传统的表现。鉴于长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的过分干预，陈思 和先生策略性地提出了“民间”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 义”等概念，用以稀释和摆脱强大的政治权利话语的笼罩和遮蔽，为知识分子启蒙精神 开拓新的寄托空间。当然曾有人因此而把这种策略性行为理解为目的性追求，具体表现 为两种倾向，一是把“走向民间”看成是对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放弃，一是把“走向民 间”看成是文学的主流，从而对文学中出现的各种民间意识甚至是“藏污纳垢”的东西 都以积极的态度予以认可。这无疑是对陈史所强调的“民间”概念的一种误读。但由此 也表现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走向民间”之后如何承传和重铸“五四”新文学精 神?这的确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陈思和先生对“五四”启 蒙立场的动摇和放弃。尽管前些年他曾经主张退出启蒙广场，但实质上他是要知识分子 走向“民间”这个更为实在和广阔的广场，在自己的岗位上，切实地履行知识分子的职 责。陈史的“五四”启蒙立场，是极其鲜明和不容质疑的。在我阅读这本文学史的过程 中，始终被一种激昂的启蒙式学术精神所感染，应该说这本文学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 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我想对其他读者或受众而言也应该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