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3)02-0082-10 自从1919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并废门(中国文学门)改系，成立国文系以来，现代大学与 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大学中的 中文学科，更以其密切的相关性与现代文学形成了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血脉关系。在 这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不仅在新创办的北大、清华中文系的授课内容上安排“高级 作文”或“新文学习作”这样属于文艺创作训练的课程，以贯彻实施“创造我们这个时 代的中国新文学”(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语)的办学宗旨；而且还以科学、民主为 本位，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全新的“校园文化”，通过现代传媒将其迅速转化为“社 会文化”，从而为新文学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所以难怪那时的北大、清华中文系在 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其所培养的学生，既有顾颉刚、范文澜、王力、傅斯年 等一批学术造诣精深的一流学者，又有洪深、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吴组缃、钱钟书 、曹禺、穆旦、李键吾等一批创作成果杰出的一流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 上的一个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中文系，也继承了上述这样一种传统。作为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 和丰厚积累的学科，中文系与其他学科一样，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日益显示出意识 形态的倾向。它一方面要承担将传统文化和民族经典积淀下来、传承下去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肩负创造和推广新文化、新传统，包括鉴定、删存并将当代优秀的流 行作品铭写进文学史的时代责任，以期为现当代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 提供重要依据。这是当代中文学科不同与现代中文学科的独特之处。于是我们看到，不 仅古代文学经典名著成为中文系的重头课程，而且现当代文学等新文学也更为系统地进 入了大学课堂。1950年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明确规定 “中国新文学史”为各大学中文系的主要基础课程，强调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 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这是继1938年朱自清为当时教育部撰拟 的“中国文学系科目草案”之后，中国现当代教育史、文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带有根 本性的改革。延续至今的中文系所设置的八门主干基础课程，文学类的有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原理五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确 定下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主流权力话语对现代文学特别是对当代文学的高度重视 ，其中或多或少地隐含着对中文学科与横向的当代文学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微妙认识。 需要指出，中文学科的体制化有一个过程。在50年代初，大学还有较大的自主性，所以 体制内的中文系及其教授、学者上有一定的精神活动空间；其对文学界还有一定的影响 和发言权，特别是在理论批评方面；“文联”、“作协”等权力机构也还借重他们的作 用，如北大的王瑶、吴组缃、朱光潜，北师大的黄药眠、穆木天、李长之等。此外，这 些教授或学者原来有不少就是深谙艺术之道的作家，如吴组缃、施蛰存、林庚等，他们 的思维、言说与审美方式也不可能不对学生的创作产生直接的熏陶和影响。如此这般， 这就使得置身体制的中文学科在一段时间内能继续保持那么一点学院派的品格，以自己 特有的方式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作出贡献。 当然不必讳言，问题是存在，而且在我看来还相当突出。首先就是改变二、三十年代 中文系奉行的“直接参与文学创造”的办学宗旨：取消“高级作文”一类课程，将原来 “精神创造”意义上的创作实践置换成现在的“具体实用”层面上的应用写作。一个是 “创作”，一个是“写作”，别小看这一改变，它不仅导致将大学中文教育与当代文学 写作隔离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因此而窒扼他们的原创性的想象性、创造力的开发，久 而久之，造成思维和审美的麻痹僵硬，并降低削弱中文学科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为什么在50年来培养的中文系学生中，作家不多，优秀或较优秀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 恐与此不无有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将中文简单定位为“培养学者的摇篮”， 似乎不那么妥当与全面；至于将创作和研究等级化、隔离化，以至迄今还被许多人所“ 共识”的所谓的“中文系不是也不能培养作家”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是的，作家 当然不是靠大学培养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个人才情天赋自然氤氲的产物。但是 另一方面，创作是才、气、学、习的一种精神活动，它的整个过程始终离不开作家理性 认知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家的观察体验的深度、表达的强度和创造力，的确又 是和他的学识素养(即“学”)的状况相关的。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茅盾、钱 钟书、闻一多等学养深厚的学者兼作家的成功创作，在这方面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 例。可惜这样的作家以后愈来愈少。 如果说办学宗旨的改变直接招致中文学科文学影响力的下降，那么日趋严重的狭隘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更是把它这种有限的文学影响力进一步消弭，对它造成极大的压 抑。由于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学失去了原有的独 立性，“教什么、怎么教”与“写什么、怎样写”一样，都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学 校的教育者——那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兵学习，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 养普通劳动者”，也即从根本上取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差别。大学被看作是“脱 离实际”的地方，经院式的知识传播场所。先是跟大学关系密切的京派作家逐渐失势， 紧接着1957年“反右”、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将一批文科教授送上祭坛。于是 创作成为“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名词，中文学科所提供的文学资源也被当作封、 资、修黑货而拒绝接受。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在紧张，当代的创作理念和题材选择也 日益明显的出现由体验向经验、由日常向重大的转移，培养工农兵作家和描写工农兵题 材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已不可能有什么校园文化 ——走出校园、开门办学早已成为教育的目的与手段；取而代之，是弥漫一切的被高度 一体化了社会政治文化。而没有校园文化的依托，中文学科又怎么能开发自身的文学功 能，继续保持它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血肉联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