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呼唤什么?“呼唤”显然不只是因为缺失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因为本质 性的东西的缺失，或者说魂灵的缺失，这才使得“呼唤”显得如此急迫，如此必需。 很显然，文学不会“呼唤”，是我们——这些文学的守灵人在呼唤；是我们——在为 文学招魂。为什么要如此急迫地呼唤?这是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吗?是拯救的呼吁吗?我想 大部分人是这样看的——这是一个善良的且有责任感的态度。只是我并不这样看，我并 不认为当今文学真的就不行了，就是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泡沫，都是文化垃圾。特别是 人们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80年代相比，更是悲观失望。实际上，如果每年上千 部的长篇小说还不足以说明当今文学的旺盛，那就是对眼前的事实置若罔闻了。80年代 每年才几部作品?开始也就是几十部，最多的时候，到了80年代后期，也就不到200部。 但人们就是留恋文学轰动的时代，但那样的轰动真是文学本身的力量吗?那些文学作品 在艺术上，在纯粹的文学性意义上，真是那么异彩纷呈吗?未必。关键还在于，现今人 们对文学失去了热情，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耐心，当然，尤为可怕的还在于失去了信心。 显然，我们对文学有一种理想性的认识，这决定了我们认定文学的魂灵为何物。文学 的魂灵是我们的理想性的投射，是我们的本质的倒影。这一切并不难想像，我们试图呼 唤文学回到过去，重现往日的辉煌。而连接的方式则是理想性的思想品格、崇高博大的 道德情怀，我深知这些东西对文学，尤其对当今的中国文学是重要的东西，但有两点： 其一，这些东西太容易与过去的意识形态诉求等同；其二，这些东西并不是决定性的， 它只能作为有活力的审美品质的一种原材料。很显然，我的提醒不会有多少人接受，人 们依然会执著于大而无当的呼唤。我们设想只要招回往日迷失了的魂灵，文学又会重获 新生。这一切真是如此，如果历史可以如此简单明了地重复，文学就不会失魂。问题的 实质可能在于，丢失的魂灵并不是它的真实的魂灵，而只是被某个“幽灵”附体。 在我看来，文学并没有真的失魂。只是我们，我们这些人被已死的文学的“魂灵”迷 惑，我们被“幽灵”附体，以至于我们看不清眼前的现实，看不到未来的道路。 “我们”当然是一个可疑的词汇，在这个多元主义盛行的时代，怎么有一个总体性的 “我们”呢?在我的叙述中，我们与“他们”是经常重叠的。有时候我在“我们”之中 ，有时候，我在“他们”之外。但“我们”是在个人叙述中不得不借用的一个意义的集 合体，它使我这样个人化的叙述抹去了生硬的分裂感。 文学不再需要魂灵，我们无须给文学招魂，文学只需要回到自身。只需要回到自身的 审美品质。我们给文学呼唤什么?就是呼唤这种回到自身的“审美品质”。 当代中国文学要回到原来的那种历史气势中去是不可能了，在当今时代，文学受到电 子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图像媒体扩张的挤压，这使它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更注重语 言艺术所包含的审美品质。 当然，“审美品质”是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概念，它既显得笼统抽象，实际又非常具 体细微。说到文学的“审美品质”，它首先是一个综合性的指称，这是文学传统形成的 一种美学素质。它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怎么构成的?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面详尽论 述，但我们可触摸到它。这么一个具体实际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文学事实，回到当 前的一些文学事实。 最近几年，李洱、熊正良、鬼子、毕飞宇、东西、红柯、荆歌以及更年轻一些作家如 艾伟、刘建东、吴玄的作品引人注目，他们的作品显得人物性格有张力，情绪饱满，审 美因素丰富活跃，探讨一下他们的作品，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文学的成就，又可以找到 当代文学所缺失的东西。在这里，我想可以集中于最近的作品。 2002年第3期《收获》发表荆歌的长篇小说《爱你有多深》，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叫张学 林的中学教师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更准确地说，是写一个被损害的倒霉蛋如何倔强 而绝望地生存下去的故事。2002年《当代》第4期发表浙江青年作家艾伟的长篇小说《 爱人同志》，小说讲述青年教师张小影与对越反击战伤残英雄刘亚军婚恋的故事。这部 看上去政治色彩明显的作品，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内涵。它既不是在简单直接的意义上复 述经典故事，也不是有意颠倒权威话语给定的意义，而是大胆选取这一角度，来窥探一 个人(或两个人)的命运演绎的全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第4期的《收获》，发表 刘建东的长篇小说《全家福》，这部小说朴素的书名并没有掩盖它丰富的内涵。小说以 一个家庭为缩影，反映了“文革”前后这段历史背景中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道路。与其他 涉及这个年代背景的小说有所不同，这部小说并没有花多大笔墨描写那个时期外部社会 的政治运动及其压力，而是从表现家庭琐事入手，从这些细小的个人生活的变故来揭示 人性的本质。 这里无法深入分析这几部作品，但它们无疑是近年来出现的最出色的作品。其出色之 处在于它们表现了较为丰富的审美品质。概括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见出其特色： 其一，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这几部作品触及当代底层民众的生活，揭示出生活的困境 和无法更改的境遇。这些作品表面上看与过去现实主义的精神一脉相承，但仔细分析下 去，还是有很不相同的地方。根本区别还是在于这些个人的命运并不一定具有民族—国 家的寓言意义，并不折射出集体的命运。这种关于个人命运的叙述使这批作家获得了思 想深度，并且找到文学叙事的力量感，这使他们沿着这条路得以前行。优秀的文学作品 总是要在表现人物的命运方面有独到之处，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作品，现实主义、现代主 义及至后现代主义终究都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力度，才能起到震惊人的内心的效果。当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物的命运显示出不同的历史蕴含，即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虚构色彩，但在其历史假定性的前提下，人物的命运 依然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