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若说进入新中国后，《登记》、《三里湾》等作品的成功标志着赵树理与新体制及相应意识形态之间的短暂“蜜月旅行”的话，那么，从1957年直到1970年被迫害致死，则是新体制与赵树理之间逐步走向疏离、疏远以至背道而驰的阶段。在这10余年时间里，一方面，新体制在决策与实践上的弊端和失误都在延续，在有些领域甚至显得变本加厉(如“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至史无前例的“文革”)，与此相应，文学管理上的禁锢与教条也是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乡村出身而又时时返回乡土的赵树理在现实的一再刺激与昭示下也变得越来越“右倾”、越来越认“死理”，对于政治与文学上的诸多时髦和热闹越来越“跟不上趟”，即使愿意以自己的党性原则勉力跟随，但无论在社会行动还是在具体创作上，都显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正产生于此时(指‘公社化前后’)”，在这期间，他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注：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见《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赵文集”)第4卷，第1831—1844页。)。尽管没有正式宣布在建国前夕确立的“赵树理方向”与典型的过时和淘汰，但伴随着其作品的时遭批评和责难，赵树理事实上却在一步步淡出建国后意识形态化的文学阐释中心，一步步远离文学管理权威的视野，一步步被权力人物所淡忘……，最后直到1964年被调出首都北京及稍后殒命于造反派们的拳脚棍棒之下。至此，一种在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艺典型的制造与运作画完了一个完整的圆圈，一种在40年代特殊境遇下形成的独特小说创作方式也划下了一个终结性的句号。 二 生活是创作之源。习惯于从实际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寻找笔下人物原型的赵树理更是须臾离不开乡村生活实际进程的动态浇灌。可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下乡时身份地位的提高，也随着作家与公社制下乡村百姓生活方式之间区别的悬殊，赵树理渐渐地被他的父老乡亲当“客人”、当“书记”而不是当“自己人”看待了，到了“文革”前夕在一个村里“蹲点”时就只能悬浮在乡村生活的表层，虽然“每天也到地里去、到会场去、到俱乐部去，去谈话、讲课、娱乐，但都是自己说得多，能听到见到的生活面太少”(注：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见《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赵文集”)第4卷，第1831—1844页。)。如此一来，他了解生活、判断社会的途径不能不日趋简单和狭隘。譬如他反复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给乡村中学生讲“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但这些文章经常“引起一些学生来信谩骂”，有时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也是他讲的“大道理”学生根本“听不进去”，学生渴望进城的道理越树理也无法认同，因此往往落得个“我讲我的，他们互相讲他们的，讲完了散会”(注：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见《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赵文集”)第4卷，第1831—1844页。)。这足以说明一个在城市主流社会生活渐趋长久的知名作家与普通人、尤其是与普通乡村学生之间的距离和隔膜正在逐步加深。又比如，60年代初他“认为农村的阶级矛盾仍以国家与集体的矛盾及投机与‘灭机’的两条道路为主。后来听了几次大的政治报告及京郊的几个调查报告，看了《夺印》等戏，逐渐认识了地富篡夺领导权的可怕”(注：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见《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赵文集”)第4卷，第1831—1844页。)。看来，即使是对于他一向积累深厚却又变动不息的实际乡村生活进程的判断，赵树理也有点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了。 不过，既然赵树理对于乡村百姓的利益确实有着一份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切关注，每年又有一部分时间在乡下奔走，这就与另一些仅从公共传媒上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作家和文化人之间形成了实质性的区别。正是凭着那些个人性的(而非组织化的)、情感性的(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直接的(而非间接的)乡村接触，赵树理得以时时超越他的城市作家身份与意识形态立场，得以形成他自己的对于中国当代乡村的切近而真实的观察以及对于乡村百姓生活状态的比较接近于实际的体验、领悟与判断。因此，在这一时期，赵树理的情感与思想“和(党的)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的情形便频频发生，类似于50年代中期给地方领导信件中所流露的那种对于主流社会乡村政策的不满与怀疑一遇现实刺激就会汩汩冒出，有时还会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从而给他的政治命运与文学命运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 1959年冬在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中他在中国作协内部所受到的严厉批判就是典型的一例。这场延续3个来月的批判正源于赵树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的国家乡村政策的深刻怀疑和对由此造成的乡村局势的严重忧虑。尽管在国家政权以权力的大棒将全国范围内的整个乡村都搅得天翻地覆、全民狂欢的初期，赵树理一度也流露出过轻信和狂喜，但回到晋东南家乡“一接触实际，便觉得与想象相差太远了”!经过与普通乡民和各级地方干部的广泛接触，也经过反复的思考、犹豫和权衡，他终于决定采取给党内高级官员写信或投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底里的怀疑与忧思。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乡村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来自“自上而下形成的一套体系(性)的工作安排，而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因此他私下里认同当时已遭清洗批判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注：转引自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读书》1998年第4期，第94、97页。关于赵树理这次受批判的过程、始末与结局，亦可参见此文。)；对于各级地方干部的官僚主义、瞎指挥作风他更是深恶痛绝，并引经据典地要求公社、县一级的领导“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对基层农民的具体生产进行任意指挥和命令，“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只要关系理顺、顺应民心了，也不必动辄“靠评比、竞赛”来发动群众、鼓励生产，因为“领导不是群众的司务长，而应该是群众生活方面的参谋长”；因此各级干部应该着眼于广大农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要“以搞好生产为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注：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文集”第4卷，第1667—1669。)……。当然，这样的观点是不可能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的，《红旗》杂志的主编就将他的投稿加以摘要后转给作协作为批判赵氏“右倾”错误的主要材料；赵树理家乡的地方干部则视他为“神经病”、拦路虎，经常避开他召开地方性的决策会议，他要求划给他一个公社供他进行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与实验自然也流于泡影。可是，这场在作协内部对他展开的“大会批、小会帮”，竟无法让“认死理”的赵树理开窍，他仍然固执己见地认为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