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25(2002)04-0010-10 社会大变动、大转折的时代往往是学术争鸣的时代，郭沫若一生正值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实现民族独立和向近代化、现代化转换的时期，中西、新旧各种文化碰撞激荡、交融互动，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诸子百家峰起之时。作为百科全书式学者和坚定革命战士的郭沫若，在长达四分之三世纪里活跃在这个社会变革和文化嬗变的潮头，发起、倡导和参与了大小数百次的学术论战和学术争鸣。他在频繁的论争中不倦地探索和追求真理，不断地求异、创新，他对文化学术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碰撞激荡的过程中千回百转而汪洋瓷肆地发展起来的。 郭沫若对学术争鸣推动学术繁荣、启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对春秋战国的学术争鸣尤有独到的体悟。早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他就把春秋战国时代比拟为“第一次五四运动”，深刻地指出，是“社会的转变”“促成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群花怒放”，“由秦到现在两千多年了，我们依然感觉着春秋战国在学术思想史上是中国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思想学术，无论是南派、北派，都富有独创精神。……可惜自秦统一中国后，文化潮流便被中断了。”接着，他满腔热忱地预言：“以前是历史左右人的时代，以后是人创造历史的时代。我们中国人又临到新的时代了!我们应该有计划地来创造历史。”[1](P13)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发展、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使郭沫若像在暴风雨中翱翔的海燕一样，从不畏惧学术论战和争鸣，而是始终主动积极地发起和参与学术论争，以推动历史潮流、文化潮流向前发展。 说到郭沫若对学术争鸣的态度，他在1924年《整理国故的评价》中有两点见解值得注意；一是他针对当时有关国学问题的讨论，既反对“笼统地宣传国学”的倾向，又批评“笼统地排斥国学”的弊端，指出当时所谓的整理国故，充其量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强调，学术应重在“新生价值的创造”，而不是“既成价值的评估”。二是他认为研究国学可让一部分人去做，但不能勉强人一例照办，由此讲到了一种多元文化观，指出：“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百川殊途而同归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以见出大同。不必兢兢焉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异。”[2]在今天看来，郭老这里的两点重要见解，恰体现了两种精神：其一是文化学术贵在创新的精神，这是学术争鸣的目的，是学术发展的生命灵魂和结穴点。文化传承落脚于创新，充分占有材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考证，目的是打造文化精品，创造新的价值。其二是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多元文化和而不同，不同中见出大同，这是学术争鸣应持的态度和应有的氛围。这两种精神，纵贯郭老的学术生涯，正好形成他一生为开启新时代、创造新文化而参与和倡导学术争鸣、学术论战的相互联系的双重视角，透露出他对待学术争鸣与学术论战的立场态度、心态变迁和思维定势选择的重要信息。这两种精神在郭老1949年建国前的历次学术论争中，是一以贯之，有目共睹的。在郭老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中，有一些复杂的情况需要辨析，学者的看法也不大一致。总的说来，这两种视角常常作为郭老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的母题，促成他学术创新精神的重光和再现；但也有同这两种视角逆向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二种精神的贯彻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影响到他对学术论战、学术争鸣的不同态度，而这又同时代条件和政策环境有关。因此，本文着重就1949年以后郭老所倡导和参与的学术争鸣加以爬梳和分析。 一、后三十年郭沫若学术争鸣历程寻迹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成为国家领导人，担负了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他仍以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学术活动，倡导学术争鸣，发起学术论争。在他广泛涉猎的文史领域中，重大学术活动和学术事件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并且常常居于显著位置。大体说来，这三十年郭老倡导和参与的学术争鸣可划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1949年至1957年。这一时期郭老的学术争鸣有三类情况： 一是郭老作为中国唯物史观派史学的首倡者继续进行古代史的探索，主要是完善他在三、四十年代已经建立的奴隶社会学术体系，围绕奴隶社会与古代史分期问题与不同见解的学者开展争鸣。在这里，郭老是以学者的身份、平等的态度参加学术讨论的。他曾为郭宝钧披露发现殷代大量活人殉葬的地下材料，提供了殷商为奴隶社会的新证据而欣喜，又因郭宝钧对材料的释读有变而不悦；他曾针对“西周封建社会论”和“两汉奴隶社会论”的学术主张开展“两面论战”，据理力争。关于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问题上，郭沫若与范文澜的意见针锋相对，但都当作学术范围内的自由讨论，气氛融洽温和。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之所以生气勃勃，涉及的问题广泛，参加的学者众多，言路广开而顾虑较少，这同郭老身体力行的学术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例如关于殷代殉人是否为奴隶社会的证明问题(1950年)，他就对持否定见解的作者杨绍萱作答，既指出他的判断不对，又检讨该由自己负责，是自己早年的错误观点对其影响所致，希望“根据史实把那种不正确的判断丢掉”。[3](P84-96)“对于西汉奴隶和佣假问题(1951年)，郭老一方面对争鸣的作者王静如指出其有价值之处，同时诚恳地指出其错误之点；另一方面又说明自己多年来就想解决中国奴隶社会这个问题，因王文而引发学术思考和进一步探究的兴趣。[4](P811-812)对于崇墨非儒的不同见解(1951年)，他则持定一贯见解，毫不退让。[5](P16) 二是郭老对于本来认为已解决的历史公案，因不同见解而引发了再争论。例如屈原问题，早在五四以来直至抗战期间就围绕屈原其人是否存在，屈原是否文学弄臣等问题有过多次争论。否定屈原的一方有胡适、卫聚贤、何天行、丁迪豪、孙次舟等人，他们基本承袭民初廖平否定屈原存在的思路，提出屈原其人是个虚构的“箭垛式”的“复合物”，主张屈赋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及其僚属的作品，[6](P146-163)认为屈原不过是“文学弄臣”，不应该戴上“人民诗人”的桂冠。肯定和歌颂屈原的则有郭沫若、陆侃如、梁宗岱、姜亮夫、谢无量等多人。其中，就研究的深度、高度而言，以郭沫若的成就最大。他以坚实的学术底考证出屈原的生卒年代，在《楚辞》的考据训诂方面深化和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联系时代背景对屈原的生平及其思想作了深层次的挖掘。郭老历史剧《屈原》的巨大成功，就是建立在这种坚实的研究基础上的。经过郭老等人的研究，不仅解决了屈原其人的有无问题，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使“学习屈原，研究《楚辞》，差不多成为了一种风尚”。[7](P19)但在建国后，1951年朱东润先生又重提《楚辞》作者问题，他承袭何天行之说，主张《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而《离骚》以外的屈赋则为刘安幕僚所作。郭老对这种看法连续撰文展开雄辩的论争，论点鲜明，论据翔实，态度坚决。与对待前述类型的争论采取温和态度不同，郭老用了些比较俏皮、挖苦的语言指责其谬误，并在其佚作中认为朱“史识毫无，文学见解亦甚卑下”，“不顾事实，一味好奇，可叹”。[8]这可能是因为屈原问题牵涉到第二年(1952)世界和平理事会能否把屈原列为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加以纪念的缘故吧。在这样大的原则问题面前，郭老自然是不会让步的。顺便说一下，80年代日本学者再次掀起屈原否定论，被中国学者据理反驳，赵逵夫等从《战国策》中考订出屈原活动的史实，从钩稽先秦散佚的典籍中查出屈原的家世，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得到了确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