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先生写了一篇长达2万多字的文章：《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注：《抗日战争研究》2002第1期。)，就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批评我及裴显生、王凤海、冯光廉、蓝海等先生的所谓“全盘否定”的观点。主要是批评我。 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的争论，至今已有3年。我与张泉先生已“争鸣”过一次。这次，张泉先生又写了文章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在坚持原来观点的同时，又提出：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作为被批评者，我在张文中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的原则”指的是什么。可是，我通读3遍，也未看到他所说的“历史的原则”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他只是一再重复以前所说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然而，“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与“历史的原则”并不能划上等号；而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区作家中的许多史实，却被张文遮蔽了；在对沦陷区文学做出评价时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却被张文回避了。现就以下三大问题对张文进行评议。(按：本文中凡提及“张文”处，指张泉先生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注：《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二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前提》(注：《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及《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四篇文章，不一一注明出处。) 一什么是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应当坚持的“历史的原则” 做任何研究工作，都要以事实为基础。研究沦陷区文学也不例外。不掌握沦陷区文学的相当的史实，也就不可能研究好沦陷区文学，这是常识。但是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其特殊性。沦陷区文学是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历史的原则”，我的理解是：把沦陷区文学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形，研究其不同的历史形态，而后对不同历史形态的沦陷区文学，就其对抗日战争是起了何等作用(促进作用、阻碍作用或消极作用)及其艺术性，分别作出历史的评价。这才是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然而，十分遗憾，张泉先生的多篇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点。 先说沦陷区文学是怎么产生的。张文认为，由于“日伪文化控制的混乱和软弱无力”，作家和作者就“自发的”创作了沦陷区文学。不对，因为这说的是正常文学的产生情况，沦陷区文学却并非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后，第一步是大“讨伐”(在东北)、大屠杀(在南京等许多地方)、大围捕(围捕抗日分子，在上海)，那时他们根本不搞文学。第二步在各地维持会或其他形式的汉奸政权产生后，局势稍见稳定，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权才办报纸(包括文学副刊)、办刊物(包括文学刊物)以点缀太平，进行奴化教育和毒化教育。于是在敌伪报刊上才有文学作品的发表，才有沦陷区文学的出现。也就是说，沦陷区文学不是正常环境下产生的文学，而是由日本占领者以及伪政权出人、出钱、出物有目的地搞起来的文学。1939年创刊于北京的《中国公论》、1942年创刊于上海的《古今》、1943年创刊于南京的《中国青年》、1943年创刊于上海的《文友》、《天地》、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众论》、1944年创刊于南京的《文艺者》等等百余种报刊(沦陷区的全部报刊没人统计过，总数当在几百种以上)及刊登在这些报刊上的文学作品和文论，就是这么产生的。没有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权的特许和批准，这些报刊(以及出版社)不会出现，沦陷区文学也不会出现。(注：参见虎闱：《短命的汉奸杂志<众论>》，《开卷》2001年第4期。)(即使像《紫罗兰》那样的写鸳鸯蝴蝶的杂志，也得在敌伪当局批准后方能继续出版)。拿正常文学的产生情形套用在沦陷区文学上面，是忽视了沦陷区文学的特殊性。 然而，当着日本占领者批准和特许出版报刊，企图以舆论和文学在思想上、精神上控制、麻痹沦陷区民众的时候，共产党地下组织及其领导下的进步青年、进步文化人士却采取了孙悟空钻进对方心脏里的战术，打入了其中的某些报刊，某些文学阵地，使之成为自己的阵地，于是在沦陷区文学中也就有了一小部分倾向进步、倾向光明的文学。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我这里以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市中共地下组织打入敌伪控制的《江北日报》的副刊，变敌伪舆论阵地为我方舆论阵地的典型事例，说明沦陷区文学中也有倾向进步、倾向光明的文学。 日寇占领南通后，也是先围捕抗日分子，而后成立伪政权，而后再办报纸。在报刊上登些风花雪月的作品。1943年4月，日伪在南通地区开始清乡，以苏中苏北后来人尽皆知的大汉奸张北生(此人已于1954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为首的汉奸集团，从苏南来到南通，取代了原来的汉奸集团。南通市的《江北新报》被改组，改名为《江北日报》。伪政工团长孙永刚掌管宣传、文化机构，要通过搞文化活动来装点门面，苦于没有人手。这时已打进伪清乡公署的地下党员曹从坡同志奉中共党组织之命，也打入了《江北日报》，担任副刊主编；中共党员顾迅逸则出面担任《江北日报》诗副刊《诗歌线》的主编。但《诗歌线》的实际主编则为张师凯(章品镇)。《诗歌线》不发可能引起敌伪注意的抗日、反汉奸的文字，但是促人健康、向上、鼓舞青年人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且有相当艺术水平的诗作、文章，则每期都发。章品镇看到秘密传递到他手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认为在沦陷区的环境下，虽然不可能做到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但歌颂工农兵、支持被压迫、被蹂躏的小人物，却是可以做到、能够做到的，于是与同人商议后，决定组织为各行劳动者写照的创作。作品一发表，引发了踊跃来稿。《诗歌线》在必要时，利用敌伪内部的矛盾，有时也点一下附逆文人的名，以示警告。其时，附逆文人路易士(后去台湾，改名纪弦)，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写了《反第三国际诗抄》。章品镇便在发表一个小朋友写的《大街上》的诗后，写了这么一段话：“笔者个人是不希望他写诗的。一个散文基础都没有的人，写诗是暴殄精力，是迷乱习作路线的正确发展，即使终生致力于诗作，结果是再造成一个路易士而已，于人于己两无益的——编者”。路易士看到后对此也无可奈何，一则控制《江北日报》的孙永刚与路易士不是一路人；二则他也知道自己在苏中、苏北不得人心。正因为《诗歌线》采取了这样一些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特殊战斗的方式与敌伪作斗争，所以《诗歌线》(共出了四十多期)成了苏中、苏北诗坛上的一面倾向进步、倾向光明的旗帜，为广大青年所欢迎，而且培养造就了一些青年诗人和诗歌作者。《诗歌线》上的作品，有8人8首被选入《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类似《江北日报》副刊和诗副刊《诗歌线》的沦陷区文学，在其他沦陷区也都有，虽然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