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众多的鲁迅传记中，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无疑是极为出色的一本。这部别开生面、重在凸现鲁迅“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对传主的心理分析和作者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愤激和悲哀的情调贯穿全书，流畅的文笔传达出深邃的思考，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无怪乎在知识界尤其是青年读者中颇受欢迎。但是，正如张梦阳所指出的，“王著有很突出的优点，也有很明显的偏颇”。他甚至强调，“对这本鲁迅传的偏颇之处进行纠正和批评，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了”。(注：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4页。)其实张梦阳的批评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是否得当还可以讨论，我也并不完全赞同。然而，王著有一处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地方，张梦阳却没有注意到，我倒以为比他所说的偏颇更应该及时纠正，这就是第八章《小成功和大绝望》的注释第13条，即对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信的注释，全文如下： 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千家驹有如下的解释：“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注：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75、73页。) 千家驹是在造谣，想用谣言这“杀人不见血的武器”(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谣言世家》。)来损害鲁迅，达到某种功利的目的。谣言本应止于智者，但是非常遗憾，王晓明却很不明智地充当了谣言的传播者。对于周作人和鲁迅决裂一事，当事人虽没有直接说过什么，但知情人并非像王著说的“都回避谈论”，许寿裳、郁达夫、俞芳、许广平、周建人等都在回忆文章里(还有章川岛在与人谈话里)具体谈论了此事并且明确表示了态度。这些材料，陈漱渝的文章《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作了详尽的叙述和考证，已成为学界共识。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无法推翻他所使用和依据的史料。例如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的一段话，是最具权威性的，连周作人在晚年与友人通信中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为事实：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史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注：许寿裳：《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8页。) 然而，奇怪的是，王著对所有这些知情者言之凿凿的回忆材料不但只字不提，还要十分肯定地写道：“直到今天，所有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注：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75、73页。)不对，应该说，不是事情本身，而是王著的论述方式向读者“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这方向与所有知情者在回忆材料中表明的基本一致的态度恰恰相反。于是，千家驹所造的谣言就成了王著提供给读者用来解释兄弟失和原因的唯一材料，以“暗示”方式对读者造成明显的误导。虽然只是一条注释，似乎是无关紧要，但谣言借王著广泛传播，淆乱历史，迷惑读者，对传主和作传者双方形象的损害却不可低估。古人云：《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我不忍看到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竟使用谣言作材料，更不能容忍这种手段拙劣品质卑劣的谣言因此而继续传播贻误青年，所以不得不写这篇并非多余的辟谣文章。 二 造谣者文章的首段开宗明义，反对中共神化鲁迅： 在《明报月刊》十一月号上拜读李欧梵、刘再复两位在东京大学“鲁迅和异文化接触”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深有同感。中共把鲁迅作为一个“神”来膜拜，完全是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的，是别有用心的。老实说，鲁迅如果在解放后还活着的话，在一九五七年肯定会成为一个“大右派”，或者有如五十年代批胡适一样，要掀起一个大批鲁迅思想的运动。好在他死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他就可以与雷锋一样，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并用来作为“整人”的武器了。鲁迅九泉有知，也一定要提出抗议的。(注：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这段话的偏颇和武断自不待言，但反对“神化”鲁迅，不把鲁迅当成“神”而把他作为人来描写来研究，都是对的。然而有一条基本的学术原则必须遵守，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造谣，否则，“鲁迅九泉有知，也一定要提出抗议的”。可是，这篇“也谈鲁迅研究”的文章，却是以造谣言作为主要论据，来解释鲁迅在处理与周作人夫妇的关系中“难言之隐衷”，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鲁迅，真实的鲁迅”。(注：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鲁迅生前说过：“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但可惜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注：鲁迅：《准风月谈·归厚》。)鲁迅绝对不会料到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竟有人造出他和羽太信子是夫妇关系的谣言，而且造谣者和传谣者还都是极有才能的文人学者。论证这谣言之伪，固然需要多花些笔墨，但这项工作是不能不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