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散文在6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抒情散文的高峰，到了80年代，又因报告文学这种广义的散文文体的崛起而使这期间其他类型的散文创作相形见绌。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创作虽然出现了一个观念多元、手法多样、文体杂陈、风格迥异的繁盛局面，但相对而言，其中也有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散文品种，足以代表这期间散文创作的特色和成就。被人们习惯称作“大散文”、“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卓尔不群，一枝独秀，就是这期间散文创作新的特色和成就的标志。 一般说来，“文化散文”(“大散文”、“学者散文”)是指那种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文化含量、往往取材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或通过一些景物人事探究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散文。这种散文的作者多为一些学者或具有较深文化修养的学者型作家。因为上述原因，这类散文往往视野开阔、气魄宏大，且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追溯这类散文创作的艺术源头，其远因自然是出自中国散文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散文，既有精巧的山水游记、轻松的性灵小品、质朴的书札笔记，也有以《庄子》为代表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以丰富的想像和深邃的理性著称的哲学散文，以《左传》、《史记》等为代表的时空廓大、气势恢宏，以历史的沧桑感和记人的生动传神、叙事的纵横捭阖为特征的史传散文，以及以孟(《孟子》)、荀(《荀子》)、韩(《韩非子》)、贾(贾谊)为代表的富于雄辩的论辩散文，以汉赋为代表的铺张扬厉的诗体散文等。这后一方面的传统，就孕育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散文”、(“大散文”、“学者散文”)的艺术精神。其近因，则是直接肇自近20年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学变迁。中国古代散文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转变之后，虽然“又来了一个展开”，其“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但那主要是指一种随笔“小品”(包括杂文)式的散文品种，后来虽然有所发展和变化，但除新兴的报告文学这种广义的散文文体以外，其规模体制的艺术格局，从总体上看，依旧比较狭窄。近20年来，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思想解放和文学革新的推动，散文作家如同其他文体的作家一样，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但文化视野在逐步扩大，而且艺术表现的形式、方法与技巧，也在日趋多样化。在这样的情势下，近20年来的散文创作，一方面致力于恢复和重建中国散文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同时也注重吸收外国尤其是台、港地区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近20年来的文学发展，从80年代初的历史反思转向80年代中期前后的文化寻根，是触发“文化散文”创作的主要艺术契机。 从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传统的回归的影响，一些作家的散文创作就比较注重发掘其表现对象中的文化内涵，或有意识地开掘一些有较深历史文化积淀的创作题材，如王英琦的“文化遗址散文”系列作品《我的先民，你在哪里?》、《“木乃伊”旁的奇思异想》、《烽火台抒怀》、《古城墙断想》、《南疆界碑》、《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青山有幸埋诗骨》、《不该遗忘的废墟》、《塔克拉玛干之谜》等，通过凭吊从半坡到圆明园、从古长城到永乐宫、从南疆界碑到青山古冢等一系列历史文化遗址和作者自己深入蛮荒的冒险经历，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你们的身旁有一片不该遗忘的废墟”。这既是针对“文革”及其前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极左的政治思潮轻漫、蔑视以至于全盘否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现象，有感而发，也是为人们思考现实问题、挣脱现实困境、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英琦的这些看似发思古之幽情的散文创作，实则集中地反映了这期间的散文创作拨乱反正、反思历史、重建传统的一种精神取向。这种精神取向因为与这期间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向同步，因而也是这期间正在蓬勃发展的“伤痕—反思”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王英琦的散文因为取材的特别，思虑的深入，且具有极强的反省意识、忧患意识和浓郁的文化色彩，而有别于当时颇为盛行的伤悼散文和忆旧散文，一扫这类散文的感伤气息和落寞情怀，而具有一种浑厚凝重的气魄和雄强豪放的风格。因为上述特征，王英琦的散文创作事实上已经奠定了“文化散文”的一些基本的艺术雏形。与此同时，这期间，受中国现代乡土地域文学传统，及台港地区的乡土散文和地域散文的影响，一些作家也把这种注重文化内涵的发掘的创作旨趣，具体到对一些乡土和地域题材的开掘之中，由此便产生了最初的一些带有乡土和地域特色的散文创作，如汪曾祺的写老北京、贾平凹的写商州等。这些散文虽然也具有“文化散文”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因为格局较小，或与同一作家创作的笔记小说相类，因而又缺乏“文化散文”作为一种“大散文”所应有的艺术气魄和文体特征。但这类散文的出现，对“文化散文”的形成和发展，无疑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当它作为早期“寻根文学”的一些代表作，更对嗣后受“寻根文学”思潮影响得以发展壮大的“文化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的艺术影响。 80年代中期前后，由于“文革”结束后的一个时期文学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体认，同时也由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和文学解禁，扩大了艺术表现的领域(包括地域)，这期间通过开拓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发掘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已经受到了各体文学创作的普遍重视。尤其是以“西部诗歌”为先导的“西部文学”的崛起，和某些新潮诗人从倡导民族史诗向重构民族文化方向的创作深化，更进一步加剧了文学创作中的这种文化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对后来的“文化散文”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标志着“文化散文”创作在早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是一些从诗歌创作转向散文创作的“西部诗人”，其中又以周涛和马丽华的创作转变最具代表性。作为“西部诗人”，周涛和马丽华的诗歌创作都以表现西部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情习俗和历史文化著称，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但向人们展示了长期以来为文学所忽视的丰富多彩的西部题材，而且也为文学注入了一种以雄强豪放著称的西部风格和以开拓创业为特征的西部精神。他们在80年代中期前后先后转向散文创作，正是以这种独特的西部题材、西部风格和西部精神为特征的。与王英琦的创作素材主要来源于她在祖国各地游历的经验不同，周涛和马丽华的创作之源主要是出自他们长期在新疆、西藏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当然也包括在整个西部地区的游历乃至冒险的经历。他们的创作也因此而较王英琦多一些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少一些旁观者客观、冷峻地审视的色彩。这同时也是“文化散文”创作由寄寓于历史反思到转向注重自身的文化体验的结果。周涛和马丽华的散文创作因而也是“文化散文”由早期的略具规模到逐渐壮大成形和不断走向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