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1-0076-07 20世纪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世纪。由于散文重在抒情写志,在翻天覆地的变动中的一些关键时刻它常能发挥一些特殊的作用,导致百年散文批评风风雨雨,留下了太多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廓清迷雾,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是散文批评的当务之急。同时,在实践中,散文的文类形象时常被人为地模糊,尽管五四时期批评家们把它和小说、诗歌、戏剧并列为文学四大文体,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常把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作品都囊括到散文之中,使它成为“残余的文类”、“次要文类”,加上散文理论话语的极度匮乏,给研究带来极大的障碍。国内外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使得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目前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为此,有必要对20世纪散文批评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资源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评估,梳理其发展脉络,对各种流派作出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这对于确立散文文体独特的形象,推动新世纪的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创作和批评,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 在20年代现代散文初创时期,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就同步进行,一同成为当时最成熟的门类。其标志就是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的讨论,这是20世纪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语丝》是周作人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语丝社创办的以发表散文为主的刊物,共出版了260期,其散文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为“语丝体”。孙伏园提出“语丝的文体”的形成是“四五十期以来的渐渐形成的文体,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孙伏园的文章引起了语丝社同仁的注意,仅隔半个月,周作人在《语丝》第54期上发表了《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进行回应,突出“语丝体”散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大胆与诚意”,二是“不说别人的话”。紧接着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对周作人概括“语丝体”散文的两大特点进一步阐发:“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整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这一阐述把周作人的观点表达得更明确更形象。“不说别人的话”应该是“私论”、“私见”;怎样“大胆与诚意”?以“学者尊严”作为对立陪衬,虽则是以打破“学者尊严”的否定形式来表达,但意见却显示得十分清楚明白,即以“私论”、“私见”的真诚,和读者平等地自由地对话。林语堂对“语丝体”散文的批评是把它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中西合一的文明批评的范本,推荐给读者的。 之后,鲁迅对“语丝体”散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1]和周作人、林语堂相比,鲁迅注重的是“语丝体”的倾向色彩以及社会效应。 “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已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的《怎么写》、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等相继面世,散文批评空前活跃起来。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和文本说散文批评为标志的三足鼎立的批评格局。 言志说散文批评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领衔人。上个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从五四激流中退了出来,心境渐趋平和,开始把散文作为“偶然的避难所”,[2](P14)对他在五四时写的抗争杂感产生厌倦,认为“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开始转向,“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2](P13)。实践的成功又促使他决心要从散文批评上为他的创作的转变寻找理论依据。他寻找的最终的结果是:否定散文“载道”,推崇散文“言志”。他怀疑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学“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探索好梦”,“反对为道德的文学”,[2](P108)提出“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2](P318)他把文学分成两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他的结论是:文学史上的载道“文学‘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而言志的散文,“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2](P330)他把言志的散文奉为“文学发达的极致”,[2](P329)形成完整的言志说散文批评体系——“极致”说。周作人的“极致”说把散文小品的地位从开始的“偶然的避难所”逐步提升到“极致”,也完成了他从“士”到“名士”的自我升值。他的“极致”说对散文的基调作了规范:“新散文里的基调虽然仍是儒道两家的,这却经过西洋现代思想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3](P882)并隆重推出俞平伯作为新散文基调的楷模。联系他一贯对儒道的轻佻贬斥以及把西洋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考量,他的“极致”说的基调内核是唯我利己为核心的现世主义,而且这种现世主义很彻底,彻底到已失之制衡。它并不是古代“士”所奉行的与己无关的清高飘逸,是要把散文龟缩到“自我”的硬壳中,变成一张只能“接着吻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