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扬(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参与者:罗云锋、赵思运、周星华、吴世勇(以上均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 主持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虽然在90年代已经没有了80年代中期那种自觉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但9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还是有不少自己的特点。我想提出的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现象是,一些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显然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文学研究的范围,表现出非文学化的倾向。对这些现象你们怎么看? 罗云锋:我以为首先得看你对文学这一概念是怎么定位的,也就是从什么范围来界定文学。如“文学是入学”这样的命题,是将文学放在人学的范围来看待。这当然不错。而有人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把文学理解为一种语言艺术,自然也没错。关键是看问题的角度和界定的范围有差异。文学自身的范围就是非常丰富的,文学的题材和内容可以包罗万象,文学研究的范围相应地不必局限于一隅。 赵思运:90年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非文学化倾向中,较为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研究中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来研究文学问题。譬如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对“现代性”的讨论,以及当代文学研究中有关大众传媒、性别、种族、个人身份、生态等话题,多多少少都与文化研究有关联。这些话题介入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与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有关,从后殖民理论到新历史主义,我们看到不少国内的译介文章都偏重于这方面内容的介绍。另一方面,也与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期待有关。89年之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言说的焦虑中沉默了一段时间,但根深蒂固的“广场意识”使得他们不甘心于这样的边缘化生活,他们要面向当代发言。而此时当代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已不像80年代中国文学的位置那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知识分子的眼光开始跃过原有的文学天空,转向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文化研究》丛刊刊登的一些译介文章和研究文章,如《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见《文化研究》第一辑,作者潘中党)、《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一个文化事件的分析》(见《文化研究》第二辑,作者熊浩)、《市场、文化、权力:中国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形成》(见《文化研究》第三辑,作者阿里夫德里克,翻译李怀亮),这些研究的选题都是当下的文化事件。另外,即便是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挟带着当代人的体温。如《天朝沙场:清故宫和北京的政治空间构成纲要》(见《文化研究》第一辑,作者朱剑飞),其选题具有某种历史象征。从上述角度来理解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我以为的确体现着非文学的内容,或者说,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规定性。 周星华:近两年曾有机会到北京参加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方面的高级研讨班,不少国内有影响的文学理论专家就自己最关心的研究问题,在这个班上与全国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师作了交流。与他们的交流活动中,我有一个困惑,不少学者所谈的研究话题,似乎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有的谈哲学问题,有的谈文化问题,也有的谈中国当代政治问题,还有的则谈历史问题。这些话题当然非常丰富,我也能够接受,但我同时又在想,搞文学的人不再关心文学,而是热衷于别的学科的问题,这大概可以算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非文学化的一种表现吧。对研究学问的人来说,视野和知识积累当然应该宽一些为好,但说到底,文学研究终究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学科界限。现在界限内的东西消失了,或者说,对不少人失去了研究的吸引,大家转而研究文学之外的知识,这样的研究到底有没有价值,我感到怀疑。毕竟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是有限度的,不是说你什么都能谈,什么都能研究。搞文学研究的人,自己的优势恐怕还是在文学领域,而不是什么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研究。 吴世勇:90年代以来,最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非文学化倾向的,大概要数文化研究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者在谈文化研究时谈得最多的,恐怕是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他们认为文化研究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一种尝试,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但我对所谓的跨学科的提法常常感到疑惑。跨学科到底是指文学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还是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至少,目前国内讲跨学科研究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是众说纷纭的。至于一些批评家想用文化研究来取代文学研究,以此来颠覆文学研究这一传统学科的知识分类,我想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毕竟文学研究这一学科发展到今天,也不是什么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才具有的。所以,非文学化研究最后不能以反文学研究的方式收场。文化研究目前的发展势头似乎非常强劲,不断在开拓自己的边界,但什么都想包容,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什么都包容不进去,各个领域只是点到为止,讲些皮毛的大道理,缺乏深入的研究。这让我想到了比较文学研究在学科发展中曾遇到过的困境。当什么研究都纳入到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时,比较文学研究反而没有了自己。当我们一些人对文化研究持乐观态度,以为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可以迅速解决目前当代文学研究中遇到的困境时,对此我倒是愿意泼一点冷水,我以为不要光听口号,还得看那些文化研究的具体结果怎么样,有没有学术性可言。这方面中国文学研究是有前车之鉴的教训的。80年代“方法论热”时,不是也有人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引入自然科学的“旧三论”和“新三论”吗。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但10多年过去了,至今也没见到有这方面成功的学术研究问世。所以,不管什么研究,一句话,拿成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