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最初仅是经济领域的事，倡导者和规则制定者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已积聚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必须加入这个进程，否则就会被21世纪的世界淘汰。可是，高悬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艺术，是不是会随着经济的变革而完全实现直接转化呢?文化历来标榜的是“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文化更是以多元化、“本土化”的追求来尽可能地保留本民族传统，并给予其他民族传统以一席之地的。因此，作为全球化的最大敌人的民族国家利益，它所表现的“本土化”思维方式，正是在文化问题上显现得最为突出和尖锐，这种力量，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生于斯长于斯旦夕呼吸于斯的，它对个体有着先验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潜在制约(亦即“种族集体无意识”)，是任何个体不能也不愿超脱的。文化的全球化在新疆体现为一种“语境”的热流。“语境”一词在这里的深刻性表现在它不是物境，不是实境，而只是“话语”之境，只是一个话语阶段。 首先，“文化全球化”的最主要的阻力，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本身包含以中国的伦理道德本位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包括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它同西方文化是很难趋同的。而新疆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伊斯兰文化作为这里主体民族的宗教信仰，它的影响早已不仅是宗教传统了，它甚至构成了维吾尔、哈萨克、回、乌兹别克、塔吉克等民族的民俗文化的内容。假如说，新疆地区的文学创作受其影响，始终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作为主流话语的儒家文化保持着既互相影响渗透又始终有一段距离的关系而不能真正地完全融合的话，那么它与西方文化的距离则是更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伊斯兰文化是反对“全球化”最有代表性的宗教和宗教传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那就是涉及到有关民族生活的内容，就无法离开伊斯兰教的传说、词语、意象的变异，它们已与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俗语、谚语、格言混合在一起了。例如诗人铁衣甫江的爱国主义诗篇、爱情诗篇均有这类引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宗教观念体现在意识及行为方式上，它决定了一个民族对人生许多重大问题的理解和选择。维吾尔族青年女作家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的小说《鸿雁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及情感关系的理解即具有明显的与内地作家不同的方式。 其次，“文化全球化”的第二个阻力，是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化对自身文化传统及主体性的维护。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指出“全球化正在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这一认识出发，除美国之外的各民族国家甚至包括与美国一起高喊经济全球化的西欧，都在竭尽全力维护民族文化传统。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新疆各少数民族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诸多变化，那么，新疆的作家是怎么对待这种力求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的变化的呢? 伴随着全球化在经济领域的迅速扩展，他们都表达了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失落的强烈担忧。近年来，在新疆极有代表性的作家麦迈提明·吾守尔是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中一面重视凸现维吾尔族的幽默特性，一面却让读者在笑声中感到一种虚空的沉重：“女人们留着假胡子，男人们戴着假发，吃饭下馆子，睡觉住店，自己家的屋子出租挣钱，喝热茶要放冰块，冰激凌要搞热了吃……这些怪事真叫你吃惊。我们街上的赛来塔洪你可能认识吧?他如今卖裤头袜子可发了，去朝圣回来成了阿布都赛来提阿吉。这些日子以来他发火了，说：‘我们的传统跑到哪儿去了?’用大布缝了一件衬衣穿上，又用细土布做了一条领带系上，新买的小轿车里铺了一领席子开着到处跑……”小说《镶金牙的狗》本身是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对撞，在这里，西方文化既破坏了本民族文化，严重扭曲着本民族原有的人际关系，却又是隐指作者批判甚至戏谑的对象。麦迈提明·吾守尔同时又以一种哲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独有的才情与眼光，以对本民族生活、性格、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去追寻着民族精神的复归。在《被沙漠淹没的古城》中，他连续运用维吾尔民间叙事中的诸多母题，如“行吟诗人”、“三兄弟”、“小儿子与家族继承权”等等，将这些统一在一个故事中，表面看来似乎写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其实在深层结构中，有绿洲、水、纯善的道德、美的精神的、适于人生存的古城所代表的正是已失去的传统文化，而寻找古城，想要复原古城终生不可得，却又传遗言于子孙后代(继承“家产”)再去寻找的老人，则是固守传统的精神象征。淹没了古城的沙漠是与传统文化构成对立的赤裸裸的人欲、物欲。这篇小说所包含的是厚重的历史精神和广阔的民族生活世界。 即使是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仍然是固执地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在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中熟练地使用汉语，叙说的是锡伯族的辉煌与挫败、奋起与跌落。他是东北移驻新疆的锡伯族官兵的后裔，锡伯族西迁的历史像汹涌而来的忧郁而又悲壮的诗篇，追随着他的心灵和生命。他的《父亲之死》虽是短篇集，但却又是许多篇章组成的历史长卷，它写尽了西迁的血泪、生死、爱恨，充满了对命运的无奈又洋溢着抗拒命运的骄傲与不屈。这是一个古老民族伤痕累累的历史，然而这伤痕却又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其他民族文化的海洋之中傲然屹立的力量源泉。如果说麦迈提明着重体现的是民族化，那么傅查新昌着重体现的是“本土化”。他是生活在都市的作家，却以“客居”的态度去写锡伯族的乡土文化，无论是西迁系列，还是“阿古古系列”都是从不同侧面苦苦营造着锡伯族的精神故土。与西迁系列那种沉重却又充满自豪感的追寻相反，“阿古古系列”描绘的是现实状况的本质以及身处其中的锡伯族当代文化的复杂性、混乱和痛苦，是传统文化崩溃与消失前的恐慌与不安。一方面是在向其他民族的读者展示着锡伯人生存的过程，另一方面却是在灾难面前迷失方向的文化带给他的抑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