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西部文学”虽然已经阐述了多年，但在今天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之中，无疑也产生了特殊的意义。但将这两个“重大”置放在一起，其意义的连接却变得曲曲折折了。 从表面上看，“全球化”与“中国西部”，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时间和一个特殊空间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说“全球化时代”如何如何，这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正在怎么“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似乎应当考虑的是一个局部空间的文学现象如何适应更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发展的要求。当然，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可以谈出许多。例如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政治一体化发展对于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的融合与文学艺术的创造又产生着怎样的关系，接踵而来的另一个直接问题就是：中国西部文学，这一目前可能最具有民族色彩的区域文学如何在呼应“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精神的同时保持自己难以替代的民族个性。近20年来的学术史上，关于这样的“时代要求”与民族地域关系的讨论曾经也热烈地进行过，那就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走向世界”，当时，人们通过重述歌德与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论断，力图将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时代的统一进程当中，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有力地走出地域空间的封闭而更多地呼应世界性的时代思潮了。 那么，“全球化”的提出与当年的“走向世界”有什么不同，它又可能赋予我们文学研究什么样的新意呢?在我看来，而当年的“走向世界”思潮与其说是关于文学的理性的分析，毋宁说是一种文学呼唤的激情，一种向所有的文学工作者吹响的进军的号角，除了面对启蒙目标的伟大冲动外，关于文学特别是文学研究的新的理性评判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而启蒙本身的意义也常常被阐述得笼统而模糊。所谓“全球化语境”，其实是为我们的文学特别是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的思考的框架。例如作为人类精神发展基础的“经济”的框架：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对于文化与文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地区(诸如中国西部)的精神创造是如何回应或如何反抗这样的“同一”过程的?而经济制度本身又如何对精神生产形成制约或推动?这些思路从宏观上看将与目前热烈进行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相互联系，与所谓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合问题相互联系，从而在文学的“内”、“外”结合部位完成细节的展开。显然，这比过去笼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文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原则”要具体而充实。从微观上看，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西部文学”问题本身就联系着“西部大开发”这一经济的事实，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将西部文学的发展局限在知识分子书斋活动之中，事实上，今天许多的西部作家都与不同形式的西部商业开发活动联系着，是西部经济活动给他们“扎根”西部提供了基础。甚至西部省区的作协与文联组织也可能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在“培养”、“推出”文学新人方面加大了力度。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自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以来，西部地区以此为旗帜的各种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活动空前地增加了，大批西部的文化与文学人才有机会凭借这一“优惠政策”前往东部或者国外，进行更直接的文化交流，而东部与国外的相关人士也频频出现在西部的“热土”上，这里所产生的可能是一个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审视”问题——不仅西部的人们有了重新自我审视的机会，而且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了深入审视西部的可能，其实文学的繁荣不就是同时贡献了多重的视线与眼光吗?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世纪的“全球化”思维具有了比80年代“走向世界”思维更多的优势。 但是，“全球化”思维又并非就可以敞开我们今天可以感知到一切问题，我甚至发现，在关于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困惑点上，它却与“走向世界”时代所面对的争论大同小异了，这个困惑就是我们究竟当如何在“或世界或民族”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普遍意义与民族文学、地区文学之间的矛盾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我们又当如何解决?无论我们目前的议论如何竭力“消解”所谓二元对立的思维，其实在前些日子学术界讨论“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复杂关系时，我们都仿佛见到了当年世界性与民族性争论时的热烈，甚至，其基本的思维出发点也大约相似：全球化时代与世界化时代都代表了更广大的普遍的时代形象，而中国或“中国西部”则是一个局部的空间范围。这两个概念的连接，显然包含着一系列的空间开放与地域融合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西部”这个有限空间的韵律应该如何更好地汇入时代性的“合奏”，我们既需要“合奏”，又还要在“合奏”中听见不同的声部与乐器!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假定：即最终决定文化发展的是时间，是时间的流动推动了空间内部的变化——应当说，这是我们的到目前为止的社会史与文学史都十分习惯的一种思维方式，即我们都是在时代思潮的流变中来探求具体的空间(地域)范围的变化，首先是出现了时间意义的变革，然后才贯注到了不同的空间意义上，空间似乎就是时间的承载之物，而时间才是运动变化的根本源泉，我们的历史就是时间不断在空间上划出的道道痕迹。例如我们已经读过的文学史总先得有一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然后才是“五四在北京”、“五四在上海”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领域里引发的革命”、“在小说领域里产生的推动”、“在戏剧中的反映”等等。这固然是合理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所体现的也就是牛顿式的时空观念：将时间与空间分割开来，并将其各自绝对化。在这一问题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是从打破时空绝对性的立场深化了我们对于时间、空间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在这方面，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史蒂芬·霍金有过一个深刻的论述：“相对论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必须接受的观念是：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霍金：《时间简史》第21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不是可以启发我们，在所有“时代思潮”所推动的空间变革之中，其实都包含了空间自我变化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时间的变革不仅不是与空间的变化相分离的，而且常常就是空间变化的某种表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决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性”思潮冲击与裹挟的结果，它同时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立足于本民族与本地域特定空间范围的新选择。只有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事实，我们才有可能走出今天“质疑现代性”的困境，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寻找到合法性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