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全球视野不断激扬着对本土文化(文学)的深层发掘与再认识，同时，它又是本土文化(文学)与世界对话的必备的基础和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强劲一翼的西部乡土小说创作，以其坚实、厚重的实绩，有力地回应着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也再一次印证了在全球化语境中，坚守文学的本土化的意义及前景。 西部乡土小说不只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学精神的体现，这种文学精神有它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文学载体的精神板块。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西部乡土小说创作的精神主旨又发生了较大的流变：与80年代相比，作家们不再以探寻甚至是猎奇的眼光注视西部地区古老原始的地域文化，而是进行了全面的拓展。横向上，扩大了作品的表现视域，涉及到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各层面；纵向上，不再沉湎于古旧的文化根源，而是关注当下的地理和民生，使作品富于鲜活、健朗的时代质感。张承志的《心灵史》，在宗教性、民族性特色的拓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丰富和深化了本土小说创作的容量。宁夏青年作家石舒清的短篇小说《选举》，揭示的是一个遥远偏僻的鸡肠子河村由一场选举而引发的问题：农民的脱贫，政府的扶持和农民的自主意识。 西部乡土小说作家们高扬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坚守自身的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这决定了他们小说的叙述场景是：传统文化积习深重，家庭血亲关系稳固的，或是在现代文明和商品意识冲击下发生经济和文化震荡的西部村镇；而叙述对象正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凡俗人生。他们对农民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的关注，是一种真正的对于潜流众生的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无疑是西部乡土小说最重要的文学精神的核体。《大漠祭》中，甘肃籍作家雪漠写了一个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的沙湾乡场中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作者以他丰富而痛苦的“原型”资源，真实地揭示了西北贫困地区农民生之艰难、死之无奈、爱之盲目、病之痛苦的沉重的生存状况及生命形式。作家的视野不只是停留在由物质的贫困和由此体现出的政治、经济这一“外显”的“硬”性文化层次上，而是将忧患的笔锋深触到以原始的惰性，凝重的习惯势力，繁缛的礼俗，固化的秩序为对象的人的生活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尺度这些“深隐”的“软”性文化层次，它牢牢地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秩序和心理状态。正如一位智利学者所说的，“落后和不发达不仅是一堆能勾勒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愚昧、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乡土观念决定着农民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又决定着农村的社会秩序。《大漠祭》的作者有意去逼真地模拟现实生活，践约了他文学精神最可贵的品质——真实。它是对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文坛某种浮华夸饰、浅薄虚妄现象的一种抵抗和嘲讽，在警醒人们睁眼正视这个民族真实的生存图式和农民的精神现状时，努力打破一种虚拟的文化自足的怪圈，因此，就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审美共鸣。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西部，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尽管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喧腾与进步，但西部偏远封闭的地理条件和深厚的传统积习，仍决定着农村中以血亲为基础，以宗法为纽带的家族体系的稳固。而西部农村中相应的一系列制度、生存状态和心理惯性，无不与这种家族关系密切相连。这种家族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农村的人文环境的坐标——每个人都要在血亲关系(横轴)和宗法关系(竖轴)构成的乡村社会的平面中找准自己存在的位置，借以明了自身的处境和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写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会的细胞。一批乡土作家将这一现象作为反省民族历史文化的主题。《白鹿原》(陈忠实)力求揭示宗法农业文化原始、逼真的形态，在作家看来，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乃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层，而生成于这个土层的白、鹿两族的历史也就典型不过地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秘密。《白鹿原》所达到的文化深度，足以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长思考，更能唤醒这个民族现代性追求的忧患与强力。 西部乡土小说的精神空间是丰富的，多元的，它纳涵了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有着千百年历史，而又有着新的时代内容的，蕴藏于地域文化当中的文化物质，或见之于普通民众的思想世界的心理积习。已故的著名西部诗人昌耀对此有十分精彩的描述：“我所理解的西部精神原就深深植根于西部故土之恋，是与时代转型期同时来临的一种自觉的生命潮动，然而却是首先在文学意义上表现了这种创造的自觉并发轫于这种文学自觉的生命之潮动，意味着世代相因的坚韧意志与共存亡之努力处在了历史的一个新起点，而成为文学转型期的一种审美期待或审美心理描述。”作家们孜孜以求的正是通过西部的自然和民生，来探索人民的精神脉向，从而发现广袤的西部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系，最终为西部乡土在民族的文化版图上找到恰当的位置，也为在经济浪潮中显得无所适从的西部人民在民族的发展中找到精神依托。 西部乡土小说最主要的精神诉求是悲剧精神和忧患意识。20世纪80年代，西部“土著”作家路遥就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为这种悲剧性精神作了深刻的阐释。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部乡土小说的悲剧精神更加浓重，它改变了以往作品中多是站在人与外界关系的视角，如人与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关系，人与乡村社会、与土地的关系的描写，而是出现了新的特征：更注重于人与自身、与命运的关系，即西西弗斯与巨石之间悲剧性关系的探询。在这一点上，杨争光的小说具有代表性。杨争光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坚持在冷峭峻切的风格中叙述凄冷惨烈的故事。杨争光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让人们品尝着这些人的命运，感受着那种滞重的悲剧的气氛。这是表现在乡土社会的万般无奈的人生，尤其是这块黄土地上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