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中言说中国西部文学，是时代提示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话题，这个话题显然具有文化母题的性质，可以分蘖出许多有意义的子命题。而从文化习语的角度来考察西部文学，就是其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命题。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习语”是与文化失语、文化得语、文化误读、文化碰撞与文化磨合等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意在专指对外来文化话语的自觉学习和运用，而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习惯用语。比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话语本身，就是这种文化习语的结果。而作为使用率仍在增高的一个语词，它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词”。在辐射力和渗透性惊人的全球化语境中，作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西部文学与地球村的命运更加息息相关。本文即拟就文化习语与西部文学的复杂关系，着重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习语。处于全球化时代，即使我们有许多不情愿或不习惯，也还是要努力克服种种固有的偏激和狭隘、封闭和保守，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创造现代新型文化，与时俱进，在开放加解放的文化视域中，努力学会兼容与融通多元文化的“高科技”。因为对多元文化的理性把握，必须葆有现代兼容精神，即对多种思想文化资源应兼而容之，同时又能融会贯通，别出机杼，赖此也才能从事真正的新的文化创造。我们的西部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要发现民间几近原始的生命精神或原生态的文化流脉，而且也要追求建基于现代理性的文化创新，特别是超越地域文化局限的文化创造。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更新和文化创造的冲动，西部大开发也就无从谈起，西部文学创作和评论也仍不免停留在自我相关、自恋自慰的本能“展览”阶段和被他人走马观花、消费消闲的“游览”阶段。而要从事具有超越意义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创造，我认为，实行“拿来主义”的文化习语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条件，其重要性也绝对不亚于对地域文化和民间精神的重视和发掘。那种站在民族主义甚至地方主义立场任意夸大文化失语事实、编织文化习语“罪状”的声浪，其保守性和消极性倒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在全球化语境中可以说，清明的现代理性与浑茫的反现代的非理性相比，前者对中国西部文学的积极意义当明显大于后者。我们知道，从中国这块热土上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虽然并非自今日始，但作为重要论题或热点话题的“全球化”，只是在近些年来才格外受到国人的“青睐”。而只要略加回顾，我们就会看到，中国“走向世界”或与外来先进文化“兼容”的全球化之路确实漫长而又艰辛。其中，无论从往日的经验还是今天的实践来看，以开放和改革为背景、以学习和运用外来文化为特征的“文化习语”，都始终是走向全球化的初阶。清末民初与五四时期的文学嬗变便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和文化演进也给出了这方面的确证。事实上，在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口与出口的过程中，或与所谓文化失语相比，我们的文化习语则是更其突出的方面，而由文化习语引起的文化效应固然有时也会造成文化失语，但20世纪中国的文化(文学)实践已充分证明，从文化习语而来的文化得语和强国弘文的业绩，当更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珍视的主导方面。固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本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但其中通过文化习语所获得的外来文化因素则起到了相当关键甚至是领航的作用，文化习语与文化创造的互动也愈益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西部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甚至对文化习语的需求更为重要和迫切。 其二，物质文化层面的文化习语。目前人们言说的全球化，其实主要还是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对经济基础的高度重视几乎成了全球性的共识。不过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觉悟较早，中国只能算是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终于发展到了快速挺进的阶段，并以此为前提积极建构能够提升中国文化整体地位的现代民族文化。而要想如此，就不能仅仅发展局部地区文化，也必须全面发展各地区文化，当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时候，这样的旨在整体发展和提升中国文明水平和文化品位的伟大变革就进一步展开了。然而，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中国西部的现实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还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文化习语就成为西部开发，包括西部文学发展中必须进行的补课项目。虽然来自秦地的老诗人侯唯动在建国初期曾满怀激情写下《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等长篇叙事诗，强烈憧憬大西北的美好未来，预言大西北物产丰富，必将“发挥她的巨大力量”。他还曾梦想西北的秃山会变成树海，黄河根治以后的西北将像江南一样温暖……但至今的大西北和整个西部，经济基础仍远不如黄土高原那样深厚。由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部经济亟待大发展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我们必须在抗拒被物化、异化的同时努力发展西部经济，而经济基础的多方面作用，也必然会对文化艺术产生影响或促进作用。事实上，在注重物质文化的思维渗透下，务求实效的文学实用目的或务实派文艺观，对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文学、改革文学、建设文学，包括西部文学，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也由此形成了以“务实派”文学为主流文化代表的历史现象。以西部文学大省之一的陕西来看，重量级的作家作品，多都带有现实主义的文学品格。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人生》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可以看出陕西文学及“白杨树派”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和发展。同时，西部物质文化发展固然较东部缓慢，但纵向看却也有了较大发展，西部作家的衣食住行、书写工具及作品的印刷出版和发行等方面，确实有了明显的改观。学习西方先进出版文化，发展我国现代文化工业，构建现代传播媒体网络，实行版税与稿费制度，这对于相对“贫穷”的西部作家来说，意义自然非同一般。有些西部作家的外流，就与西部物质条件较差有关。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在西部也生动地体现了出来。在某些情况下或在某一时期里，西部文学仍可以创造奇迹，在激烈的文学创作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如建国前重庆文坛、延安文艺的兴起，新时期以来陕军文学的崛起，边塞诗歌的雄起和雪域文学的奇幻等，都构成了引人瞩目的文坛胜景。如果以西部题材内容为标准来命名西部文学，那么许多名家也都有“西部文学”方面的作品，《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中国西部人文地图》(中国西部文学丛书之一)等就收入了这些名家的作品。西部文学、西部作家并不一定是封闭落后的，在苍凉中坚守，是西部人能够有所创造的基本条件，许多西部作家以生命的代价终于受到了艺术女神的青睐。也幸好艺术女神有她的优良品格，不嫌贫爱富，也不那么看重文凭地位，而看重钟情于她的人儿是否拥有足够的虔诚和坚韧，是否拥有热爱自由、热爱生命的意志和丰沛的艺术想象力。由此才有像陈忠实、路遥、阿来、昌耀、周涛、贾平凹、马原、刘亮程和张贤亮等优秀作家及其优秀作品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