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2-0056-08 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或隐或显地，“十七年文学”始终都是“当下”人们谈说的一个资源。承认“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承认“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的“知识考古学”法则(福柯)，那么，通过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五十多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谈说，暗含着对这一段“历史叙述”——“十七年文学史”的重构功能。这种“重构”，指向“十七年”“当下”，同时也指向“十七年”的“过去”与“将来”——它甚至超越着“当代文学”学科的范畴。正如此，关于“十七年文学”谈说的意义，被不断地凸现出来。 本文以下内容，将从“‘历史叙述’的重构”角度对五十多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清理，看它究竟给我们提出了那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50～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清理 若从与“十七年文学”发生发展同时展开的“谈说”算起，90年代以前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1949-1966年：这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同步研究”时期。“研究”的声音主要来自以周扬等为代表的，有别于“文革”时期的文学激进派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他们大多数身居文艺界要职，是当时文艺方针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也是执政党在文艺界的“代言人”。他们对“十七年”“当下”文学的评说，目的是为建构共和国以来富于“新质”的“社会主义文学”寻找立论依据。在他们，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人格化、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主要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一种体现政治意图的政治和艺术裁决”，“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文学‘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异、‘叛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评、批判”。[1](P75-76)这时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担负着检测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文艺实践中执行情况的使命，在当时比较重要的文艺批判运动中起着发起与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6-1976年：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研究论调的是“空白论”(注：“空白论”语出“文革”时期的张春桥：“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辞典》，王庆生主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大约是从1966年开始，以周扬为首的文学左派，逐渐被以江青、姚文元等为代表的激进派所替代。文艺界的形势从此陡然逆转。“文化大革命”从文学“开戒”，首当其冲的是对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进行重估。在次年发表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文中，“十七年文学”被激进派扣上了“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的帽子；他们断言“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2](P632-633)激进派如此评说“十七年文学”，其实是为他们“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制造声势——后来“初澜”在1974年的《京剧革命十年》中干脆这样概括道：“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注：见《红旗》1974年第4期。)激进派强调“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文艺评论“要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就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2](P639)，文艺评论直接参与了政治斗争。在这种“政治文学”观念下，“十七年文学”被彻底拒之于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学史”视野之外，被简单粗暴地予以否定。(注：《纪要》几乎否定了1949年以来比较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洪子诚在《当代文学概说》中提到“六十年代后期，一部流传很广、反映了江青等的观点的《60部小说毒在哪里?》的小册子中，列入了包括《保卫延安》、《三里湾》、《山乡巨变》、《红日》、《青春之歌》、《苦斗》等‘十七年’间几乎全部的有影响的小说”。)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时期对“十七年文学”的谈说，一方面同步于当时政治上对“文革”的批判与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在当时还无从创建一种正常文学秩序的情况下，文艺界试图通过“回归‘十七年’”来恢复一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文学的发展营造一种健康的环境。似有“权宜”之嫌，但在当时只能如此。80年代末《“柳青现象”的启示》一文对这一阶段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新时期文学从无到有的第一步，是从‘回归十七年’这个起点上跨出的。面对十年动乱后的满目疮痍，‘十七年文学’被蒙上了一层淡金色，滤去了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变得格外令人赞叹怀恋起来”，“肯定十七年，歌颂十七年”“体现了‘重评十七年’的价值取向”。[3]“拨乱反正”成为了这一时期“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中心：把在“文革”期间被文学激进派颠倒的“十七年文学”“颠倒”过来。对文学外部环境的关注使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来不及“向内转”，挺进到“十七年文学”的纵深处。 但变化还是有的，那就是在进入80年代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和对50-70年代政治生活的深入反思，以及外来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和现有文学观念的调整变革，一些研究者已开始反思和重审“十七年文学”，质疑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所持的价值尺度与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沉思——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回顾》一文在谈到“十七年”时期诗歌创作中的存在问题时指出当代诗歌“在三十余年的发展道路上，‘配合任务’的诗风实际上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那时人们对此引以为荣，丝毫没有觉察它将破坏诗歌艺术的发展”；[4]《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一文则就“再认识”“再评价”的“方法与法则”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指出“我们对作品的认识如果围绕着农村政策的变化而变来变去，衡量作品的价值尺度就成了可长可短的橡皮尺，当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作品可能就没有多少可以靠得住的了。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与它所反映的那一段生活的历史功过、政治是非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联系，不能用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评价来直接判断作品的历史真实”；文章认为只有用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去取代“用政治来裁判作品”的批评法则，“再认识”才有意义。[5]1986年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艺术问题》一书的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研究“变化”的情况。 8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研究引发于1988年《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开辟。“重写文学史”并不狭义地针对“十七年文学”，但在“专栏”开辟近两年的时间里，围绕“重写”在《上海文论》发表的22篇文章中有12篇都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这些文章涉及到了“十七年”时期主要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这一阶段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看作是80年代以来知识界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回应，研究者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取向。另一方面，亦可看作是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一体化”局面走向解体(洪子诚)，文学在“失却轰动效应以后”(王蒙)日益“边缘化”的同时逐渐回归自身情况下对“十七年文学”所作的一种“文学还原”式的审美观照。同时还跟这时期正在滋长的对“五四”以来的左翼——革命文学的情绪化“清算”有关。——诚如此言：“……当代文学一旦有机会思考其自身存在的时候，尤其是近年来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文学研究的展开，文学就不仅仅摆脱了极左政治强加给它的种种任务，而且开始重新检视‘回归十七年’这一度无可怀疑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再评十七年’已不只是对文学史的重写，而且也日益成为文学高度自觉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组成部分”。[3]——亦如主持“专栏”的陈思和所言：“重写”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把文学史的评价标准逐渐移向文学审美领域”，“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6]回眸当年的“重写”“再评”，不讳言多少地存在“思想”大于“行动”，过于“乐观”与“理想”的遗憾；且由于受80年代以来知识界日益高涨的启蒙思潮冲击，“研究”难免“激进”与“偏颇”，如过于强调“文学”与“审美”的因素而淡化甚至消解了复杂“史”中“文学”实际存在的情形，使“重写”真正操作起来不免“顾此失彼”——如十多年后一论者在谈到8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情形时所说：“80年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先锋性逐渐被美学的先锋性所取代，难以抑制的历史激情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发动机。于是，就有了一个抑制泛滥的历史激情，但同时保持内在激情的饱满度之间的‘平衡’问题，一个处理当代文学的‘历史主义化’和‘非历史主义化’中间取得协调的问题。”[7]——但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研究的意义还是深远的，其“得”“失”对90年代以后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研究中表现出不少“新的生长点”，如研究者对研究规范建构的尝试，“大文学史观”的初步形成，多元价值尺规的设置与多维研究视角的建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