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题逐渐引起关注，显示了学界对一个学科成熟的期待。就整体性的学术背景而言，我们已经越过了非常态的学术史状态，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学术上的“拨乱反正”和“打破禁区”、“填补空白”方面，这是一个令人兴奋而且充满了“战斗”激情的时期，但是许多真正的问题也常常被疏忽。在今天，当我们有可能讨论建立当代文学的学科话语，并且把这种讨论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勃勃生机中时，我们不仅需要转换知识体系，转换文学史观念，转化思维方式，而且需要有清晰地发现问题的意识，因为漠视被遮蔽了的真问题的危害远远大于伪问题干扰我们的学术研究。 显然，当代史的叙述与意识形态、学术体制、教育体制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等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大学为代表的知识生产体制也在发生蜕变，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的规定性，大致确立着文学史的研究格局，但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学院的和非学院的各种因素同样在撞击着一张张平静的“书桌”，这个结果是，叙述当代文学史的权力不再被垄断。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尽管良莠不齐，但都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叙述和接近当代史。在这个过程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文学史著作中建立起来的当代文学秩序和筛选出来的当代文学经典遭到质疑甚至被推倒。当面对这样的学术动态时，我感觉到一个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建设性“平台”开始建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所谓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也才有了讨论的可能和解决的前景。 我们注意到，曾经在很长的时期内，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是残缺不全的，突出的问题是“文革文学”被搁置，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在进入到60年代中期后突然中断了。这一现象可以称为文学史叙述的“断裂”问题。当初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文革”无文学，或曰“一片空白”，无疑，这一解释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学界已经无须就是否有必要研究“文革文学”再作争论。把“文革文学”纳入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就当代文学史写作而言，其主要意义不在填补空白，而在于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写作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背景，改变了当代文学史著作的习惯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可能在文学史哲学的层面上纠正“非历史的观点”，在中断的缝隙中发现“历史联系”，进而获得重新叙述当代文学史的可能。 如果不能改变“简单中断”的观点，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整体性”构架是无法实现的。在历史观的意义上，恩格斯曾对“历史联系”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谈到“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时说：“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我看来，恩格斯关于中世纪不是欧洲历史简单中断的思想，为我们厘清当代文学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 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或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中，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性的学科，但事实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历史整合并未完成，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传统或者是历史资源。如何确定“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上限，显然表明了当代史叙述者对这一传统或历史资源的认识。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就有不少人提出“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应该追溯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当时，这一学术观点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拓宽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对深入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有益的。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差不多都是从1942年开始叙述。其实，对“1942年”的重视是由来已久的。具体到当代文学史写作，我们就发现，70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和文艺思潮史，已经建立了以1942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框架。如辽宁大学《文艺思想战线三十年》(1973)，第一章就写延安时代，其中包括“解放后对四十年代机会主义文艺路线流毒的‘再批判’”。为什么要从40年代开始写起?当然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再者，作者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彻底清算了周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罪行，而且也彻底批判了周扬在历史上，从30年代到延安时期一贯推行的文艺黑线”。这意味着从40年代写起也就为十七年“文艺黑线”找到了根源。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谈到“现代”向“当代”转换时，几乎都把当代史叙述的起点推到1942年，而解释的学术立场则截然不同。 这就涉及到对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了。“文革”对现代文学传统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五四”新文学、鲁迅与左翼文学、30年代文艺等方面。对延安解放区文艺的评价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已有主调，但是周扬等人在“文革”中已经丧失了解释解放区文艺的话语权。在1967年姚文元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后，主流话语突出了对周扬、丁玲等人的批判。“文革”主流话语重新叙述和阐释了中国现代文艺。“文革”时的教科书和文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解释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两条路线、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被概括为现代文艺运动的本质特征，对这种斗争的描述与分析代替了对现代文艺自身演进历史的分析。在主流文艺思想中，“五四”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洪流”，“与此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潮流，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作为五四运动的缺点，及这种缺点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发展流延，这是资产阶级道路的传统，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二十年代以来的文艺斗争，三十年代以来的‘四条汉子’的文艺黑线，以至建国后发生的批判胡适派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反胡风、反右派，以及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艺思想，都与五四时期两个对立的潮流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文艺思想战线三十年》)在新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解释的清理，以及对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思想的重新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