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小说以它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构成了一道色彩艳丽的文学景观。但凡稍稍关注文坛的人都不难发现，在这个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风生潮涌的历史性阶段，小说创作也随之进入一个快速震荡的发展阶段。它既是一个适宜小说生长的最佳时期，也存在“青春骚动期”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出现了喜中隐忧的转型期小说创作“综合征”在所难免。本文试就小说创作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略致微言。 一、创作源泉的迷离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本是常识，想不到在新时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却重新打上了问号，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成为许多问题产生的母题。时下，你能在我们洋洋大观的文学期刊和文化期刊中看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话题吗?你能听到我们的作家们在谈自己创作成功的体会时深入生活、感谢生活的话语吗?没有，几近绝迹!我们的作家不屑于谈论这种话题，他们已倾慕上另一套话语。君不见在作家们的体会文章中，小说评论家的文论中，“摧毁”、“颠覆”、“解构”这些沉重的字眼，使用起来是何等的轻浮和狂躁，出现的频率又是何等的高!还有人提出了第二源泉—心灵，并说这才是真正的、最重要的源泉，抓住这个源泉就抓住了小说创作的生命，就能文思如泉。另有一些人虽不声言，实际上却在精心地开凿着第三源泉—倾心于外国作品的仿制，从事既轻松又可引起某种效应的写作，行进在成名的捷径上。正是在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的混乱，不少作家又像“五四”时期批判的那样，躲进“亭子间”去写作，不聆听现实生活的风雨雷霆，不体察时代奔腾的步伐，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疾苦，一门心思从自己的心灵中挤奶，进行“私人化”写作。他们忘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的思想来自社会实践，心灵之光只有靠丰富的社会生活不断地注入燃料才不会熄灭。如果疏离生活，不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必然导致创作“库存”耗尽，作家江郎才尽，除重复自己外就是重复别人。读者从那里掂不出生活沉甸甸的份量，找不到来自生活的耐人寻味的细节。小说如此疏远群众，群众也自然要疏远小说。 在作家们逃离生活、乞求心灵的小说创作中，大批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武侠剑客、清官廉史被拉进小说充当主人公，且不少还是大制作、系列化。由于此类小说题材总量过多，加之有的写法无当，不问其历史功过，不辩其是非忠奸，野史正史相互杂糅，虚构戏说任意编排，批判不足，颂扬有加，起到了误导读者的作用，致使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少年读后产生了“中国的皇帝好，古代的清官多，武侠剑客是真英雄”的错觉，有的不禁发出“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喟叹。中国的封建意识本来就根深蒂固，至今在许多领域还游荡着它的幽灵，毫无节制地创作出版此类小说，对于我们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社会产生的负效应。 二、创作理念的迷乱 新时期的一些小说家和评论家，尤其是那些“新生代”们，他们在写作中以摧毁和颠覆传统为己任，作为自我追求的第一目标。牛气是牛气，壮志也不可谓不凌云，只是作为创作理念太过轻狂。正是在这种心高气傲的心态主宰下产生的一些小说文本和小说文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被摧毁、被颠覆的图景：颠三倒四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叙述代替了有条不紊的叙事，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事件代替了波澜起伏的情节，神出鬼没晃动的人物影子代替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晦涩的语言、不着边际的哲理代替了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不少小说文本中，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朴素被调侃否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被恣意嘲讽，英雄模范、见义勇为、 助人为乐、甘于奉献被指为“傻冒”，忠诚老实、正直善良被 当成无用的别名，亲情、 友情、爱情被“金钱”挤压得抬不起头来；价值观念、道德准 则、是非标准被严重错位 ，玩弄权术、尔虞我诈、吃喝玩乐、吸毒嫖赌、玩世不恭、自 私自利、乱伦夺爱、包养 情妇、极端个人主义等社会丑恶行为被欣赏和张扬，中华民族 优秀的文学传统也在文学 “现代化”口号下被否定。凡此种种，颠覆来颠覆去，中国的 精神生态领域将会留下什 么?只能是除了虚无还是虚无。 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积淀起来的，如果抱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只管摧毁、颠覆、解构，那么历史留给人们的岂不是一捆没有日历的泛黄白纸吗?我们只有永远从无依无凭的“零”开始，这个民族也永远只有当下的糊涂精神和不清醒的灵魂。我们在构建小说的精神生态时，只有“加法”和“减法”并用，即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是上策。 在创作理念中还有一个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步入了误区，常常遇到一些作家不屑于言政治，声言自己的小说与政治毫无瓜葛。这种说法不是无知就是自欺欺人。当我们欣慰地告别了文学不再沦为政治甚至政策的工具和婢女，不再被捆绑在政治辚辚前进的车轮上，小说创作拥有更广阔的书写天地，也可能具有更多的审美属性。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文学从此可以与政治毫不相干。过去我们在小说的身上负载了太多太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使小说严重地扭曲变形，有的确实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但是，像现在的某些小说，在它身上已拈轻怕重到什么也不负载了，这样的小说恐怕也只能说不是个东西了。纵观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文学与政治存在着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这是因为整个人类社会都被政治无孔不入地且恒久地覆盖着，每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政治中，其生存空间及生活、命运、心理、行为无不与政治直接间接关联着。作为人学的文学，它要反映被政治覆盖和渗透的社会生活，却又不想染上一点政治色彩，简直是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地可笑。在这里，只有染色深浅之分，不存在有无色彩之别。我们的小说家，不管你喜欢贴近现实还是“保持一定距离”进行写作，都不应该竭力规避政治和淡化政治意识，而应该从审美理想的高度去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时代性和政治震撼力、思想穿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