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03)01-0089-06 从内容上看，路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研究。从时间上划分，路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评论；第二阶段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期，评论家们一方面重点关注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与贡献，另一方面研究其创作心理，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评论文章；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今，是路遥研究的系统化阶段，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勾勒路遥研究的运行轨迹，梳理研究成果，供关心、热爱路遥研究的学者参考。 第一阶段：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 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路遥研究的初始阶段，它与作家的成长一起同步成长。这段时间，路遥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先后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中短篇小说，这个阶段的评论也多集中在作品评价与创作风格描述上。 1980年，路遥在《当代》第3期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部中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原来犯过错误，在派性斗争中却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形象，在写法上与当时“写真实”、批判为主的主导叙事风格格格不入，发表前曾一波三折，发表后也获得了一些零散的评论。尤其是资深评论家、编辑家秦兆阳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不是一篇针贬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四人帮’罪恶的作品。它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辩不清、思想水平并不很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1]。无庸讳言，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于这部作品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使路遥第一次为全国文学界所注意。 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上发表，标志着路遥小说创作走向成熟。这篇小说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了生活中的丑恶和庸俗，强烈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正因为路遥与众不同的创作视角，这部中篇小说很快就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轰动”全国。1982年后，根据小说所改编的戏剧、电影、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出现于舞台、银幕和广播中；评论小说和电影《人生》的文章达120多篇，其中专论高家林的就有30多篇[2](P70)，文学界形成研究路遥的一个小高潮。 第一，评论界公认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 高家林是路遥在《人生》中一反“十七年”中书写返乡青年的模式，毫无矫饰地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个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且思想内涵上有争议的人物。(注：参见《作品与争鸣》1983年1、2期“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当时的评论界把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高家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上：一是高加林是不是“新人”的问题。梁永安称高家林是“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3]；雷达认为高家林“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的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他是农民母体经历十年内乱后诞生的一个‘应运而生’的新生儿，虽然必不可免地带着旧的胎记，但总体来看，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新的人物但不是通常所说的‘新人’”[4](P96)。二是高家林是不是个人奋斗者、个人主义者的问题。曹锦清称高家林是“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5]；而蔡翔认为“高家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而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6](P85)，他并且认为社会应当对高家林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高家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人物形象?许多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陈骏涛认为，“高家林是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在高家林身上集聚了种种矛盾的性格……种种矛盾汇聚于一身，可能使习惯欣赏简单化人物的读者感到不可理解，但我们却通过这个人物的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像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7]阎纲认为，“高家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8](P404)李劼把高加林放置在中外文学的视阈范围内，同外国文学于连·索黑尔、牛虻、保尔·柯察金等人物形象，以及中国文学中的阿Q、小二黑、梁生宝、高大泉等农民形象加以比较，指出“高家林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一个在当今小说创作中空前出色的文学典型，他既显示了当代中国青年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又镌刻着这一代青年可能具有的种种弱点”[9](P70)。 一番激烈的争论后，评论界的观点虽说有些分歧，但人们公认高家林是路遥为新时期文学画廊塑造的复杂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之无愧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次胜利。这对我国的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某种深远的影响。”[2](P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