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歌开始在大陆广泛传唱：“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它被称作“台湾校园歌曲”，很少有人过问它的作者是谁。不久前，我与友人前往绩溪胡适故居。导游讲到这支歌，说它是胡适50年代在台湾写成的。其实，这首诗并非写于台湾，而是写于北京；时间不是50年代，而是20年代。——只要翻开胡适的《尝试集》，就会看到这首《希望》，写作时间是1921年10月4日。然而，且不说一般的民众，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读过《尝试集》呢?一部现代文学史大写着一些文坛混混的名字，而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开山祖师，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领袖，却被遮盖于历史的尘污之下，其精神遗产只在有限的学者心中发酵。历史如斯，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 此时，我由这首诗想到的，不是历史的遮盖与遗忘，而是它本身的意蕴。“诗无达诂”，面对同一首作品，不同的读者会从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无论胡适在这首诗中是否有所寄托，作为读者，我从最初读到它开始，20多年过去了，每当读到或者听到，就总是看到一个孤独的守望者的身影：他从山中带回“兰花”植于故土，“一日望三回”，盼它开花，最后却是“苞也无一个”。这很像胡适一生的写照。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满盆花”也仍然只是一个希望。胡适就这样孤独而执著地守望终生。 作为新文化的播种者，胡适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苦苦守望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决非一篇论文所能一一说清。白话文的倡导，新文学的尝试，现代学术的开创……这些都无须多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文化转型和文明重建中所做出的选择：在保守与变革之间，他选择了变革；在个人主义与各种群体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个人主义；在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世界主义；在向东与向西之间，他选择了向西；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他选择了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集团中，胡适是最温和的，但历史证明，他也是最坚定的。对于选定的路，他很少犹豫，不因新的诱惑而见异思迁，不因乱云飞渡而迷失方向，也不会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在新旧难分、前后难辨的回流中，这常常使他显得保守，因而失掉号召力。但是，当历史走过许多弯路之后，人们从谷底返回，看到他那孤独的身影，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新文化走过的路途中，在每一个迷失的路口，胡适都曾提醒过；在每一个面临挑战的时刻，胡适都曾顽强抵抗和守护过。 一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确生不逢时。它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国际形势的大逆转。大战破坏了现代文明主流的自信，也使一些追随者产生了怀疑。它给迷恋旧文化的人带来了种种幻想，也给拒绝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人提供了新的理由。于是，一时之间，文化保守主义如同服用了还魂金丹，东方文明似乎重新获得了胜利，西化的道路仿佛真的错了。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心想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在鲍罗廷等人影响下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它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义和团情结相会合，借着大革命的影响迅速形成一股文化复古和排外的潮流。 面对这一潮流，胡适进行了坚决的抵抗。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和《东方杂志》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他说：“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他的文章是一个明确的表示，也是一个全面的回答。他认为，那种灵肉分离的成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而在这一点上，东方固有文明表现最为突出，因为自己不能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就说物质生活不足羡慕。胡适认为这是一种自欺，而这种自欺等于自残和自杀，因为它无视人的生命和维持这生命所必需满足的基本欲望。如果一种文明连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能满足，还谈什么精神文明?胡适指出，西洋近代文明不是这样，“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园’、‘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胡适对于文明的评判和取舍都是以人作为出发点和价值尺度的。这是他在“五四”时期早已形成的基本价值立场。这篇文章进一步明确表达了以人为出发点和最高价值的基本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