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新时期里，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以重新发露它的意义和价值开始的：我们重新解读了鲁迅，从鲁迅的著作中发现了与政治家、革命家的思想学说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发现了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追求，发现了他的孤独和绝望，发现了他对孤独的和绝望的抗争，并从他对孤独和绝望中发现了他的哲学；我们重新解读了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不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与外国文学影响的联系，也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种种难惬人意的弱点和不足；我们重新发现了徐志摩、李金发、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冯至、《九叶集》派的诗、《七月》《希望》派的诗，重新发现了胡适、梁实秋，重新发现了周作人、林语堂、废名，我们把他们的作品从尘封的“资产阶级文人”、“反革命分子”的档案馆里解放出来，使他们的作品重新焕发了昔日的光彩；西方的研究者、港台的研究者帮助我们发现了张爱玲、苏青、徐訏、无名氏，我们自己则发现了沈从文的小说、新感觉派的小说，新武侠小说、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进入了我们研究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曾对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投射过关注的目光。新时期最早以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大概是我的师弟王培元，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东北作家群的，他后来编辑出版了《东北作家群小说选》；在东北作家群研究中卓有成效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逄增玉先生和河南大学的沈卫威先生，他们都有东北作家群研究的专著出版，对东北作家群各个作家的分别研究也在东北作家群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地区自己也曾出版过东北作家研究集刊类的刊物，出版过大型的东北作家的丛书。但所有这一切，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学研究的论坛上，都没有发生更大的影响。在当今的社会上，人们热衷的是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的小说。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并且是我们新时期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假若我们从整体上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扫描，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每一步都似乎朝着一个理所当然的正确方和向前进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真诚地、认真地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和研究，都在发露着我们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却也在不自觉中遮蔽了很多东西。“十七年”被奉为主流的左翼文学受到了自那时以来最严重的冷淡，甚至鲁迅因与左翼更亲密的关系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乃至轻视，似乎左翼文学已经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似乎它原本来就是一次历史的失误。在“十七年”，“左”是坠在它胸前的一块荣誉奖章，而现在，“左”则成了打在它脸上的一块耻辱的印记，而“十七年”被贬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作品则拥有最大量的读者，似乎他们才是当时最最正确的文艺方向的坚持者，其作品也体现了那个时期最高的艺术成就，不“左”在“十七年”是一块耻辱的印记，而现在则成了一个“光荣”的符号。左翼文学被遮蔽了，“东北作家群”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因为东北作家群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旗帜下陆续走向文坛的，他们的基本倾向从来都是“左”的。虽然上述那些研究者还在不断地阐释他们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他们的作品却已经没有多少读者。假若我们现在问林语堂是谁?施蛰存是谁?只要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给我们作出正面的回答，但假若我们问端木蕻良是谁?骆宾基是谁?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出来了。但是，只要真的读过端木蕻良、骆宾基作品的读者，只要不是以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依其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感受和衡量他们的作品，他们就一定是较之林语堂、施蛰存低一个等级或几个等级的作家吗?我认为，情况远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对萧军和萧红是熟悉的，但我们熟悉萧军并不是熟悉他的作品，而是熟悉他与萧红的关系，而对于萧红，我们常常一反过去的态度，不是把她视为一个左翼作家，而是将之视为一个非左翼作家而得到我们的肯定的。我们没有以她为标记拒绝张爱玲，但却常常以她为标记拒绝丁玲。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在无形中被我们遮蔽了，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作品，而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他们，离开了他们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风格。我们告别了豪放和粗野，走向了细腻和缜密。 这个变化不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动荡中走出来的，是在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化”、“解放区文学”发展出来的“十七年”的文学中走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旗帜下“横扫”了学院派知识分子，“横扫”了所有被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包括当时“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阵营中的大多数人。我们厌恶了豪放和粗野，我们尝到了“左”的苦涩，我们希望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和睦的人际关系，一个充满了爱和同情的世界。任何带尖刺的东西，任何富有震撼力的激情，任何与我们平静生活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心灵中引起一种恐怖的回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需要周作人，不需要鲁迅，周作人即使批评我们，也带着温和的性质，而鲁迅的攻击则令人感到一种无可逃遁的紧张；我们喜欢徐志摩，不喜欢闻一多。徐志摩的潇洒和从容是我们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一种人生态度，而闻一多则令我们感到一点憋不住的激烈，一种与我们希望平静的心背道而驰的情绪；我们喜欢戴望舒而不喜欢艾青，因为艾青的诗中有一种承担的沉重，一颗动荡的反叛灵魂；我们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丁玲，因为即使张爱玲感到荒凉和寂寞的那个世界，也是我们愿意进入的世界，而丁玲的世界却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进入的。那是一个太危险的世界，一个令我们自身难保的世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倾向，也是无可厚非的倾向。我们就这样进入了文化界，成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精英”。我们还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不满，但我们已经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中居住下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照我们自己给自己制定的作息时间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文化的“建设”，按照我们给自己制定的质量标准检验我们的学术“成就”。我们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威；我们不承认任何的圣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圣人。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我们就是真理、正义、公道、进步、社会文明的象征，我们以反主流文化的姿态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但是，我们是怎样成了我们时代的“精英”，我们时代的“圣人”的呢?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制造了半生的苦难，但也为我们清扫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空间。旧的主流文化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没有了自愈的能力，我们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大踏步进占了新时期的文坛。在开始，我们还能听到从远方传来的零星的枪声，到了后来，到了比我们更年轻一代的作者那里，则连这枪声也听不到了。这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人生观和文化观。我们喜谈建设而厌恶破坏，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们需要破坏和不需要破坏的所有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莽莽苍苍的文化空间。我们不必破坏什么就能建设起“自己的园地”，这个园地的“建设”有西方文化的现成图纸。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封闭为我们保留下了这些图纸的“新颖性”和“创造性”，使我们在中国大陆文化的疆域内获得了“创造者”和“探索者”的美誉；我们喜谈温和而反对激烈，因为文化大革命压制了反对我们和不反对我们的所有人的“气焰”，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严峻的文化敌人，我们不需要激烈也不会激烈；我们喜谈爱情而诅咒憎恨，因为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变成弱者的强者身上发泄了所有的憎恨，只有把文化大革命那段应当让毛泽东负责的经历丢到九天云外，我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憎恨也不会憎恨的人。我们好说“告别革命”，实际上不是我们告别“革命”，而是“革命”告别了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革过命，也从来没有打算去革命，我们向谁告别?……总之，我们是戴着白手套而采摘了我们的文化成果的。但一当我们成了文化的“精英”，一当我们在被文化大革命清扫出来的文化空间中安了营，扎了寨，并且占领了这个领域的角角落落，其他的人就很少有可能挤进我们的文坛了。他们开始向经济的领域、政治的领域进行战略转移。但一当转入经济的领域、政治的领域，我们这一套文化却行不通了。在经济的领域里，金钱就是皇帝，经营手段就是将军，我们的人道主义只能当老板们的擦脚布，谁要真把我们的文化当成金科玉律，谁就会被拔光吃净；在政治的领域里，权力就是生命，策略就是骨骼，我们的幽默和冲淡只能当政治家会议桌上的一种点缀品，谁要是真把我们的文化当成自己的指导思想，谁就会永久地被踩在别人的脚下，成为各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在“文化”上胜利了，但我们在“社会”上却失败了。在“文化”上，我们讲的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理解和同情，是幽默和冲淡，是达观和超脱，是中庸和和平，而在“社会”上，行动着的却不是我们的文化原则。金钱和权力以及金钱和权力的联合力量起于草末，聚于原野，奔流在长江大河，我们的精英文化微笑着迎接了这阵给世界带来清爽和活力的狂风，但当它像龙卷风一样在世界上汇聚成了一股其大无比的力量，我们的文化的宫殿却也开始发生着精神的坍塌。它把我们的文化连根拔起，抛到空中，旋到天上，而后又撒落在大地。我们的文化实际早已成了文化的碎片，收拾不到一起来了。我们高谈着个性主义，但我们的个性主义却不能不是在现实规范约束下的个性主义；我们高谈着人道主义，我们要求别人对我们实行人道主义，但我们却未必对比我们更弱小的人实行人道主义；我们高谈着自由，但真正得到自由的仍然是金钱和权力，而不是社会上的人；我们高谈着同情和理解，但我们同情和理解的永远是那些根本不需要我们理解和同情的国家和个人，是比我们更强大、更富有的国家和个人。他们没有我们的同情照样能够强大和富有，而需要我们同情和理解的却未必能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同情……我们自以为成了我们时代的孔子，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成了我们时代的杨朱。我们与杨朱不同的是，杨朱为我，杨朱的文化也是为我的文化，而我们讲的却是人类、国家和社会，是人类的文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在开始，我们是用现实的感受看待文化的，是用对中国的体验看待西方的，是用人的需要看待科学和理性的，现在却颠倒了过来。我们开始用文化规范现实的感受，用西方的标准要求对中国的体验，用所谓科学和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人、要求人。我们开始是被别人的思想标准和文学标准所衡量的，而现在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标准和文学标准衡量别人、要求别人。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正统的文化、高雅的文化、主流的文化，我们以反正统、反高雅、反主流的姿态体现的却是我们时代的正统的、高雅的、主流的文化。这正像朱元璋，反了皇帝，成了皇帝，我们则是反了主流文化，成了主流文化。我们用我们的主体性扫荡着一切不同于我们的人的主体性，似乎所有的人都必须匍匐在我们的文化价值标准面前惴惴不安地等待我们的审判。在我们的文化价值标准面前，连鲁迅也成了不值一哂的心理变态狂、不可救药的激进主义分子、横躺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僵硬的石头。但据说，这都是为了反对主流文化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