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报告文学与“亚报告文学”已成为20世纪全球主流文学倾向。这是我们梳理包括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线团时不能不正视的事实。作为报告文学的泱泱大国，伴随着社会综合动力结构的深刻嬗变，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紧紧扣住时代脉搏，大胆突破既定条框，毫不迟疑地报道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其不断丰展的话语空间和日益激越的文本活力与小说、影视等艺术形态并驾齐驱，而且一度遥遥领先。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与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1]因此，称“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并非过誉。 在基本完成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型并逐步开始知识文化建构的世纪当口，新时期亦即转型期20年丰厚的报告文学实践以及足够的审读时距，为我们全面而冷静的切入性检视提供了难得的对象和契机。承此，认真总结此期报告文学的核心主题意向与多维审美形态，进而考辨其面向未来的跨世纪文化品格，自然成为史思和文学的双重呼唤而倍显重要和紧迫。 报告文学“世纪末的辉煌”，显然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在文学上的敏感反应。正如人们认识到的，“月亮的皎洁辉煌，是由于太阳的发光；报告文学开启千万人的心扉，是由于作家敲响了时代的鼓点。只有当它像一滴水似地反映了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只有当它像回声似地激荡着人民的心潮，只有当它像闪电似地使山川道路突然明亮……报告文学，才不致囿于一人一事，流于浮泛表面，而是把握住时代精神，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显示它推动社会前进的雄浑的力量。”[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时期报告文学高高树起了跨世纪精神丰碑。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改变性救赎主题 人类的苦难以及作家对于苦难的忧患，促使“报告主体”发现并返回作为精神存在物的自我与类自我，进而思及种族与泛种族的生存境况与价值。因此，救赎意识本质上是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建立其上的参与和变革意识的趋进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在与自然、灵魂、文化等的同步与超前对话中达成了多向救赎性超越。 一、天人矛盾的理性调解——自然的救赎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初始依据。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利用自然，是人类始终不渝的追求。但直到今天，人们似乎才清醒地意识到，改造与驾驭自然的最高境界，便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与之互利互惠，和谐共处。 问题在于，随着都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需求日趋膨胀，更多的人变得急功近利，因而导致人类对自然属性的严重误读，自觉不自觉地扭曲了生存环境，甚至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攫夺，加剧了天人矛盾。结果，人口、环境、资源等以异己方式成为人类跨世纪途程中的严重负荷。意大利人类学家贝恰曾尖锐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主张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把自己捧上了特权的地位。但是，只要他们不停止作为这个星球上的贪婪、愚蠢的暴君的胡作非为，他们的地位就会日益动摇，也许会以短命告终。”[3]他的忠告并非危言耸听。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人类意识和自省精神使之有可能敏锐地捕捉来自自然界的种种显在或隐性提示，并迅捷而直率地发出预警和规谏。这种醒世与劝谕功能，使报告文学再次走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列。沙青等首先感受到大自然的沉重呼吸，在《北京失去平衡》中，就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严酷现实作了冷峻思考。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长江流域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提出严正警告。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雷收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灾的追问，以及《西部在移民》之类的作品，无不表现出对于人类生存依据及现实境况的守护意识和忧愤心态。鉴于阳光和月光下的砍伐之声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的可怕事实，《伐木者，醒来!》的作者悲怆万分。这种关于人口、环境及资源问题的凝重审视，显然是地球意识及终极关怀普遍增强和深化的结果。西北沙暴、华北泥雨、沿海赤潮等异常态势，已经表明新时期报告文学关于天人矛盾的调解努力绝非多余。 在新时期自然救赎型报告文学作品中，还体现了开发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未来眼光与拓新精神。这类作品，胸怀全球，极目未来，超越性企图更为明显。《沙海壮举》、《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等作品，显示了人类进军沙漠的信心和能力。《挺进公海》、《冰海沉船》等则宣告了科学认识海洋与合理开发南极时代的到来。如《冰海沉船》，真实而艺术地报告了人类征服南极途中的悲壮与豪迈，具有浓烈的生命意味。蒋家伦以非凡的意志、顽强的毅力于冰海脱险，用中英文写出《南极微型浮游生物的研究》、《南极爱丽丝海峡、鲍顿湖浮游植物的研究》、《南极近岸附着硅藻季节变化及生态》等论文，从而谱写了一曲人类接近自然、开发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壮丽乐章。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意识在自然层面的觉醒与明朗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成熟。正如贝恰所说，“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的命运等复杂的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4]我们真诚地希望，在已经到来的新世纪，人类的聪明才智不至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得以错误地运用。 二、“后窗”现象的深度检视——灵魂的救赎 伴随着新时期前进步伐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生发了若干侵蚀主体灵魂的负面效应，亦即社会的“后窗”现象。新时期报告文学以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先行打开社会的“后窗”，紧追、深挖并全力拨正不良社会现象，显示了灵魂救赎的卓然风采。有如荒煤所说：“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5]
